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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由于促成了澳大利亚工党派代表团访问北京,我在中国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一些部长的亲切接见。值得回忆的是在人民大会堂同著名诗人、作家郭沫若的会谈,《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对此进行了报道。
年近八旬的郭沫若对我说:“你是八点钟的太阳。”我那时只有32岁,不明白这番美言。郭沫若解释道:“中国人把一辈子分成三部分,35岁前是青年,35到55岁是中年,56岁以上称老年。我对周恩来说,应该还有另一类,75岁以上尊为'超级寿星!'”但郭沫若接着说,这听起来很像“超级大国”。
郭沫若向我问起费正清,及埃德温·赖肖尔。费正清是哈佛的终身教授,与我共事。郭沫若说费正清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的老朋友,后来又到了上海”,“费正清的日语很好,因为他出生在日本,父亲曾在日本传教。”当我提起郭沫若早年翻译过包括歌德和尼采在内的作家作品时,他说:“如今我们不读这些人的书了。”当我谈到中国的小说,他只提了古典著作《红楼梦》和《三国演义》等,暗指现代作家尚未做出巨大成就。
郭沫若的创作风格激情洒脱、气势恢宏,令无数中国人折服。他陪我到会场时,谈到了他最感兴趣的语言改革。他说:“拉丁化是理想的解决方案,但很难推广实施。50年代的孩子把拉丁文字写在汉字旁边,但当他们开始写汉字时,就把拉丁文字忘了!”【汉字拉丁化方案指汉语拼音方案,1955-1957年文字改革时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定。该拼音方案主要用于汉语普通话读音的标注,作为汉字的一种普通话音标。--译者注】
当然比起解放时期,现在让中国人识字是当务之急。郭沫若说:“继续简化汉字也许是更好的办法,在普通话完全普及之前,我们不再考虑拉丁化了。不然,中国会分裂成不同的国家,各自说不同的语言。”
我曾读过梁漱溟著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于是我向郭沫若问起这位作者。郭沫若的评价是:“他是一位受佛教影响的哲学理想主义者。”新中国成立前,郭沫若与梁漱溟就是否接受马歇尔计划援助发生过冲突。郭沫若说,“人们说梁漱溟是一个心平气和、温文尔雅的人,但40年代无党派人士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梁漱溟上来要打我。他在为美国辩护。我觉得马歇尔想束缚住我们的手脚,帮助国民党。如果谁想去见马歇尔,他们应该清楚马歇尔的真正意图。梁漱溟不想那样说,因为他不相信是那样。他用胳膊肘撞我的肋骨,大声叫道,'你自己去和他说!'”
1964年我曾来过中国,在这之后中国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但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后,视觉上看到的变化却很少。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和其他城市的布局几乎没有变化。毛泽东曾使全国上下充满了高昂的政治热情,现在他们又重新陷入混乱;体制变革没能持续下去。“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运动,但几乎没有制定增强国力或改善人民生活的计划。
红卫兵偏离毛泽东的指示进行造反,造成社会混乱不堪。在工厂和学校值勤的士兵建议建立新的军队领导,解散红卫兵。于是形势有了一定程度的扭转,社会恢复了秩序。但我发现60年代末的政治运动影响了经济发展,大批知识分子受到迫害。郭沫若告诉我,他后悔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我也知道,中国失去了亚洲和非洲一些国家的支持。
一个重大的外交政策转变可以从王府井的变化中反映出来。一座双层砖砌的防空洞从王府井书店一楼开始修建,向地下和两旁延伸。施工期间书店部分关闭。这一措施当然是为防备来自苏联的威胁。防空洞竣工时,整个书店恢复营业,防空洞的入口是隐蔽的。外交部一位官员告诉我说:“我们建造的防空洞要把全体北京人都保护起来。”
我参观了公社、学校和工厂后,心中不免疑惑。把“极'左'派”和“修正主义者”混为一谈似乎忽视了左倾与右倾思想的真正区别。参观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的旧址时,我不相信陈独秀是“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有,“自留地”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也很难说清楚,有人说好,有人则完全否定,这一点让人难以理解。我在想,如果“自留地”没有对中国的发展造成损失,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22年后,数百万旧社会的地主仍然因为家庭背景而被孤立于社会生活之外呢?
我质疑:像大学这样并非军事力量的用武之地,革命委员会手里的军事权力还能在大学这样的地方持续多久?工农兵三方有高度的一致性,但在现代化进程中还能成为平等和谐的伙伴吗?在北京大学,我问罗伯特·温德(他长期住在校园里),晚些时候是否能在电话上同他深入探讨一些问题。由于房间里站着两个解放军战士,温德悄悄递给我一张纸条,“我不相信电话,写信更安全些。”
有时我被带着参观某处似乎还在修葺的房子。我被领到指定的屋里,但不知道这所房子总共有多大,也不知道巨大的帘子背后有些什么。毛泽东当政时期,这种神秘部分源于中国“常态”的迷惑性。毛泽东后期的这种“常态”不是公民社会的常态,而是(特定时期的)政治产物。惠特拉姆带领的澳大利亚代表团很喜欢上海。我们抵达的那天晚上,空气闷热,不时有雷声滚过,黄浦江上悬着一轮明亮的满月。比起规规矩矩的北京城,上海的街道交错纵横,让人好不兴奋。人行道上的人们衣着轻便,晚上坐在竹席或藤椅上歇凉。好奇的人们流露出对外国来访者的欢迎。一群人望着我们,周南解释说:“他们想看看澳大利亚人长什么样!”
惠特拉姆十分喜欢和平饭店。饭店金碧辉煌、华丽壮观,房间内粉红色的灯立在床头左右,木制的嵌板、绿色的天鹅绒窗帘一应俱全,每个房间都配有按铃,可唤来满头银发的服务员。与我们同住那间饭店的,还有阿尔巴尼亚足球队,第二天又来了法国国会代表团。惠特拉姆唯一的烦恼就是前海关总署的大钟。惠特拉姆睡觉时易醒,而那个大钟每到正点就开始高歌“东方红”,整夜不停。惠特拉姆在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闲聊时,他问:“海关总署的大钟是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产物,难道不应该拆掉么?”
从上海大厦顶层向下俯瞰,整个城市跃入眼帘,景色仿佛和悉尼一样。船只缓缓滑入泊位,阳光照在英国领事馆的草坪上,路上熙熙攘攘,嘈杂声不绝于耳。看见中山路时,一个澳大利亚朋友脱口而出:“这是伦敦的大罗素街吧,灰色的石头建筑几乎一模一样!”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设宴招待,惠特拉姆一行人被端上来的一条硕大的鱼给吸引住了,鱼头里装着灯泡,一闪一闪,鱼眼睛直直地盯着我们这些享用它美味肉质的食客们。
观看戏剧演出中间休息时,我同来自华北的一位官员谈起上海人的性格。他很谨慎地说:“上海人思维敏捷,容易接受外来事物。”他很快地摆了摆手补充说:“当然,人们都说上海人话多,不够沉稳。北京人比较安静,想得更多些。”
在上海时,我在日记中写道:“西方人提到外滩,总是兴奋得眉飞色舞。然而,如今的外滩不再是西方人的堡垒,已然成为中国人每日的居家之处。外滩大道重新属于当地生生不息的人们。他们每天在晨曦中醒来,在上班高峰时赶公车,晚上欣赏波光粼粼的黄浦江。他们并不关心昔日时髦的塔楼和悦耳的钟声。对于鱼贯而行的人们,外滩是他们的一切;但对于外国游客,外滩是曾经西方世界的缩影。”
我在日记中还写下:“我快要离开上海时,看到了中国求发展的热情正日益高涨。我感觉到,如果十年后再到中国,我将看到一个真正现代化的城市和国家,那里个人的积极性得以充分调动。”不出所料,上海和中国的发展正如我在80年代中期设想的那样。
我在北大曾与周一良教授交谈过。周教授身材瘦削,说话斯文,出生于安徽省,曾于1939至1946年在哈佛念书。他认识费正清、本杰明·史华兹和我的其他几个同事。他父亲曾是棉纺厂的厂长,后来任天津市副市长。周一良在哈佛时的论文有关佛教,他的文章《中国的密教》发表在1945年的《哈佛亚洲学研究》上,极有创新性和启发性。但现在他是亚洲历史特别是中日关系史的专家。我们讨论了近来哈佛校园里关于越战的争论,我说这不意味着美国已经到了发生社会变革的边缘。“当然,”周教授说,“我明白。”
他的一些学生当时正在离北大25公里的一个煤矿做调研。“他们每周工作一天,余下的时间研究煤矿的历史。”那座煤矿从1896年开始生产,最早是属于美国人,后来归比利时人所有,最后落入英国人手里。周一良把学生分成三组,调查童工、罢工等问题,尽可能地采访到老矿工的家族史。他说:“部分家族史还要向矿工的亲属求证,征集他们的批评和指正。”
周一良教授觉得,苏联对待资本家的态度同中国有着本质的不同。他说:“俄国的资本主义已经得到了很大发展,十月革命彻底消灭了资本主义。中国的民族资本家比俄国要少很多,他们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对待他们的政策是限制、利用和改造。”我们谈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例子,但意见有分歧。我们都憎恨苏联1968 年的军事干预,但我认为杜布切克的改革措施是导火线。我觉得捷克斯洛伐克拥有中产阶级,同时又没有封建的包袱,这使得后阶级斗争社会模式成为一种可能与必须。而周教授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统观点,认为杜布切克是修正主义分子。
由于埃德加·斯诺写信引荐,我与唐明照共进午餐。唐明照曾在纽约做过记者,后来成为联合国副秘书长。他身体瘦而结实,思维活跃,兴趣广泛,是一个很随性的广东人。他称:“巴基斯坦是资本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我们赞赏巴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唐明照说中国希望在科学领域百花齐放。“我们不会像苏联那样,通过某个中央委员会决议来决定李森科理论的正误。”他说中国不会杀犯错误的人,而是会改造他们。“把他们杀了,他们不会改正错误。”他解释道。
唐明照问我:“你怎么看我们的宣传?”由于当时是第一次见面,我没有回答得很详细。他板起了面孔,说:“我觉得很糟糕,言过其实。延安这样不好。”唐明照曾当过记者,文笔相当好。他接着说,“形容词和副词太多。介绍韶山毛主席故居的文章为什么要以原子弹结尾呢?看起来仿佛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制造原子弹!”
然而,在遥远的哈佛看“文化大革命”,最让我惊讶的是如今中国已经从60年代的混乱中开始重新振作起来。当我看到社会安定,中国人怀着好奇的心态看待外国,我感到如释重负。1964年仅有两名常驻北京的西方记者,而现在已有15名了。
[ 本帖最后由 文卓 于 2010-12-26 22:27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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