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红彦：“贫穷小子”如何成为“开国上将”

步天涵谷

阎红彦掷地有声地说：“具有优良品质的共产党员，应该回答：和他干，干到底！就要有这个气魄。……我们要敢于藐视美帝国主义，鄙视那些怕外国人的奴才相，要发扬正气。美国出兵是世界问题，他叫喊出兵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从思想上树立明确的观念，他出兵也一样能被打败，我们一样能胜利。”听过他讲演的同志这样回忆：“听了阎副政委的话，我们感觉和美帝国主义打也不在话下！”



“阎红彦出身贫农，小时只读过半年私塾，可是，艰苦、残酷的武装斗争环境，使他由一个勤务兵成长为一位卓越的军事指挥员；丰富的革命实践，使他从一个贫农的儿子成长为一位党的优秀高级干部。他光明磊落、耿直刚强的一生，他的革命精神，高尚的品性道德和优良的思想作风，赢得了干部和群众的一致称颂，他为全党树立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辉榜样，永远值得人们学习。”他的老战友对其作出如此评价。

一、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携手，“开辟了陕甘历史上最早的一块革命根据地”

阎红彦，又名侯雁，曾用名周济、陈一川，1909年10月26日出生在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4年初，他抱着“当兵吃粮”的朴素想法，投奔陕北军阀井岳秀部当勤务兵。在连队共产党人李象九的熏陶教育下，他的思想迅速升华。1925年4月，虚龄仅仅16岁的阎红彦在宜川县集义镇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10月，根据中共八七会议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决议精神，谢子长、唐澍、李象九等在陕北清涧县发动著名的清涧起义，这是我党在西北地区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阎红彦在起义中接受的任务是捉拿反动县长张友之，他凭借过人胆识，机智地完成了任务。由于反动军警的镇压，清涧起义失败了，他被迫只身流亡到山西绛州，从事地下革命工作。

1931年春，阎红彦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的指示，开始在晋西创建工农武装和开展游击战争。当年夏天，在他的精心筹备和严密组织下，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在孝义县西泉村正式成立，阎红彦相继担任副大队长兼第一中队长、大队长等职。他从党中央文件上接触了江西朱毛红军的建军路线、游击战术，就结合本部队情况在建军、作战中贯彻应用，使游击队从几十人扩大到二三百人。晋西游击队成立后，阎红彦率部“在吕梁山区和陕甘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曾指挥平桥、瓦窑堡战斗。”（见《中国军事百科全书》“阎红彦”词条）从此，吕梁山区的革命活动蓬勃开展起来。

1931年夏末，山西各路反动军阀一致反共。中共山西省委为了保存晋西游击队，决定让其西渡黄河转移到陕北。晋西游击队入陕后，阎红彦迅速同中共陕北特委和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并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吸引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加入队伍，在陕北高原继续传播革命火种。他还想方设法扩大队伍，大胆收编了以三杨（杨琪、杨鼎、杨桐）和师储杰为代表的烟商武装200余人，使晋西游击队扩大到好几百人。1931年10月，阎红彦带领晋西游击队转战到甘肃合水县灵锦庙，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同年冬，抗日怒潮在全国范围内涌动，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将两支游击队整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由谢子长担任总指挥；抗日同盟军下辖两个游击支队，阎红彦担任第一支队长，刘志丹担任第二支队长（兼副总指挥）。由于正视了当时民族矛盾不断加剧这一事实，抗日同盟军在他们的领导下影响迅速扩大。

1932年2月，为确立党对抗日同盟军的绝对领导，又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一次正式在陕甘边区打出工农红军的旗帜，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继续担任总指挥。在担任总指挥之前，阎红彦还担任过大队长、支队长，“积极维护部队的团结统一，参与创建陕甘工农红军和开辟陕甘苏区” （见《中国军事百科全书》“阎红彦”词条）。“这期间，阎红彦到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带回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它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游击队前进的道路，对部队的巩固和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按照古田会议决议和中央红军的一些政治工作制度，建设这支游击队，使部队在数量和质量上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一时期，……游击队活动于旬邑、耀县、宜君、正宁、宁县一带，打了不少胜仗。……游击队进入正宁县山河镇四村原，建立农民协会，发动群众平分土地，开辟了陕甘历史上最早的一块革命根据地。……这和刘志丹、阎红彦以及游击队的大多数同志坚持正确的斗争方针是分不开的。”

正因为和谢子长、刘志丹携手推动西北革命伟业，党中央高度评价阎红彦是“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

二、奉命打通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联系，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

1932年底，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杜衡（后叛变）来到陕甘游击队，利用改编这支游击队为红26军的机会极力进行宗派活动，打击原来的领导干部，诬蔑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蛮横地撤销了谢子长、刘志丹等的领导职务，强令谢子长、阎红彦去上海临时中央“受训”。当时，“阎红彦、谢子长同杜衡据理力争，并以革命利益为重，一再要求将刘志丹同志留在红军中工作。”杜衡一意孤行，将不到2000人的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26军第42师第2团（红26军只有这么一个团），自己兼任军、师、团三级政委。他虽然同意刘志丹留在红军，但却将他降职使用。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指导下，红26军被迫冒险南下终南山。

1933年6月上旬，红26军在蓝田县张家坪遭强敌袭击，部队几乎被打散。杜衡则在部队到达三原地区时，擅离部队返回西安，不久被捕叛变。经谢子长、阎红彦力主留在红26军的刘志丹，关键时刻挽救了红26军余部，他对战士们说：“月亮都有时圆、有时缺呀！革命在一时一地的失败，算得了什么？失败了再干呀！咱们道理正，穷苦人都站在咱们这边！”结果，刘志丹带领余部经激烈战斗，死里逃生，回到陕西中部铜川县（今为市）照金镇，重整红26军。对于阎红彦慧眼识人（刘志丹）挽救红26军一事，党史权威著作这样评价：“阎红彦转战陕北高原的主要历程，不仅说明他是一位英勇善战的指挥员，而且是具有清醒头脑的政治领导人。”不久，阎红彦由上海中央局派往北平，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做地下工作。

从1933年春至1934年夏，阎红彦先后“赴天津、热河（今分属辽宁、河北和内蒙古）、北平（今北京）、张家口，先后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和中共河北省委军委工作。”（见《中国军事百科全书》“阎红彦”词条）他在国民党元老冯玉祥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工作，是中共实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先声。

1934年7月，阎红彦参加冯玉祥部北口抗战失败后，上海中央局决定他为中共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代表，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七大，并向共产国际汇报华北、西北的革命运动情况。接受任务后，他从上海出发，渡渤海湾，越辽宁、吉林、黑龙江，闯过几十道封锁线，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经过千辛万苦，于10月份到达莫斯科，先后进入国际马列学院和苏联红军大学学习。有老同志评价：“在苏联的学习经历，加上他自身的革命实践，使他很快成长为军政兼优的党内干才。”

1935年4月，共产国际为了尽快恢复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特派阎红彦携带密电码回国。为了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他废寝忘食，短期内学会了英文字母，把用英文字母编排的密电码背熟记在脑子里。4月下旬，他便乔装打扮起程，进入新疆后又乔装富商，骑着骆驼，驮载俄罗斯毛毯和灯心绒，经伊犁、迪化（今乌鲁木齐）、兰州、宁夏、绥远（今内蒙古）到达北平。这时，中央红军已胜利结束长征，阎红彦立即去陕北找党中央。12月，阎红彦在瓦窑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全凭记忆汇报了带回来的密电码，并汇报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会议精神。

就在一个月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从莫斯科回到陕北，已经向党中央口头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精神，给当时另立“中央”的张国焘一记闷棍；现在，阎红彦帮助党中央与共产国际恢复电讯联系，在让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彻底绝望的同时，自然让毛泽东兴高采烈，因为他和党中央已经抓住了共产国际的脉搏！1936年元旦，毛泽东在复电朱德时通报说：“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其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

三、“一纸电报，影响红30军甚大。后来学习主席著作，其中有一句我感触最深”

1936年，是阎红彦军事生涯中引以自豪的一年；这一年，他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东征北战！

2月，曾经纵横黄河两岸的阎红彦，被毛泽东任命为红军沿河游击队司令员，蔡树藩担任政委。当时，党中央为了推动全国抗日运动，决定红一方面军“借道过晋”抗日救国，兵锋直指山西军阀阎锡山。2月17日，在《全力争取东面胜利与二十八军的行动部署》指示电中，毛泽东有这样的指示：“恩来暂时指挥重心移至清涧县委驻地，指挥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及阎蔡所部，沿河西岸七八县群众动员，沿河东岸七八县拆毁堡垒，争取群众，东西两岸前后方之运输与渡河点之保持。”在周恩来亲自运筹下，红军沿河游击队配合红28军，在群众动员、拆毁堡垒和控制渡河点方面积极行动，保证了红军东征山西进退自如。

作为沿河游击队司令员，阎红彦积极发动清涧等地党和群众，日夜赶造渡船，还制作了一些羊皮筏子。在《红一方面军史》中，也有相关记述：“根据军委后方工作计划，前后方大力收集各种造船材料，征调造船和划船工人300名，加速建造渡河器材。至2月上旬，制成羊皮筏子100只、大木船4只，陆续运往沿河集结地域；选调了100名船工组成工兵连，准备随军行动。”对此，毛泽东一直念念不忘：“……东渡黄河的时候，渡船的解决，主要是靠阎红彦。阎红彦同志主动承担这个任务。”

2月底，中央军委以沿河游击队为基础，成立了红30军，阎红彦担任军长，蔡树藩担任政委。为配合东征，阎蔡指挥仅仅600之众的红30军强渡黄河，一路迭挫强敌，毙俘晋军近1000人。在东征过程中，包括红30军在内的部队都有不同程度违反俘虏政策的现象，这引起毛泽东的关注。3月2日，他和彭德怀、杨尚昆联名发出给林彪、聂荣臻、徐海东、刘志丹及阎红彦、蔡树藩等的指示电，重申执行优待俘虏政策：“必须向全体红色战士指战员说明优待俘虏特别优待官长的用意何在，以及对于清查敌军大小军官，一经解除武装，一律不得剥衣，不得搜身，不得打骂，不得捆绑，不得讥笑，而以热烈欢迎诚恳招待的态度向着他们，用此策略以瓦解白军。”这份电报在红30军传达落实后，全军上下瓦解敌军的工作得到很大提高，因此阎红彦印象深刻。后来，他回忆说：“一纸电报，影响红30军甚大。后来学习主席著作，其中有一句我感触最深：‘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

5月，红一方面军发动西征作战，红30军奉命巩固后方，防止晋军西渡黄河夹击。当时，毛泽东在指示电中明确要求阎红彦：“三十军以迟滞晋敌西进之目的，五月十八日由现地出发，取捷径以五天行程进到宋家川（镇名，今为陕西吴堡县县治）附近活动，相机破坏敌之碉垒，并迫近河边游击，以阻扰敌之渡河。”出兵前，彭德怀则交代：“你们声东，我们击西。你们声东动静大，我们击西就无后顾之忧。”阎红彦心领神会，积极佯动，频频出击，确保了西征的顺利进行。

6月，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兵分三路，向党中央驻地瓦窑堡（今为陕西子长县县治）发动进攻；6月14日深夜11时，毛泽东急电阎红彦、蔡树藩，并委以重任：

阎蔡：

甲、东北军分三路向瓦市前进，明（十五）日可进至永坪、蟠龙、安塞之线。绥（德）清（涧）敌人有配合可能。

乙、我军决定出瓦市准备作战。

丙、三十军得令后应以三天行程限十七日赶到延水城集中，准备侧击由清涧或由永坪向瓦市前进之敌。……

军情紧急，毛泽东一声令下，阎蔡指挥红30军立即连夜行动；6月15日凌晨，阎蔡又收到毛泽东于2时半发给彭德怀、左权、聂荣臻、徐海东、阎蔡等的电报，紧急指示：

……乙、估计到瓦窑堡迟早必失，……中央及军委各机关准备移至洪德城、河连湾（注：今甘肃环县北部）一带……丙、军委决定：1.恩来留守东线，指挥东面各军及地方部队抗击进攻敌人，并布置中央及军委转移。……戊、……在干部及群众中应解释，中央迁都是为着直接领导和巩固新的更大的西北根据地，是为着更便利于发展东西的游击战争，是为着更易于争取东北军，准备着新的回攻。

经过一番考虑，党中央又决定“迁都”保安县城（今志丹县）。在“迁都”过程中，作为“东线各军”重要部队之一，阎红彦部在瓦窑堡以北节节抗击，以空间换取时间，为党中央、中央军委转移提供了充足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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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柳林、军渡之敌主力向临县进犯，留下少数三日被我阎团侦察排吓跑”

1937年8月，全民族抗战爆发，红30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129师炮兵营，阎红彦则调任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警备第3团团长，担负起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任。

保卫陕甘宁边区是一场防御战，如何有效防御？阎红彦推崇积极防御，防御中有进攻，他没有让警备第3团呆在黄河西岸消极等待日寇来攻，而是派出多个侦察排到东岸山西境内活动，切实掌握敌人动向，并不时奇袭敌人，使敌人闻风丧胆。1938年3月7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提到这么一件事：“甲、柳林、军渡之敌主力向临县进犯，留下少数三日被我阎团侦察排吓跑，退离石。该侦察排恢复柳林。当该排袭击时，民众向该敌报告有八路军三四千来攻，敌即飞逃，遗弃大米罐头等物甚多。我现以一个连驻柳林。”由于警备第3团（阎团）在山西积极动作，敌人在山西的作战行动大受干扰；加上人民群众的“推波助澜”，日寇对八路军闻风丧胆！

1939年12月，警备第3团、第4团、炮兵团等合编为留守兵团警备第1旅（兼关中军分区），文年生担任旅长兼军分区司令员，阎红彦担任旅政委兼军分区政委。由一个团的政委，晋升为一个旅（兼军分区）的政委，意味着防区的陡然增大，也意味着由奉命行事到独当一面的转变。

正是从1940年起，由于日寇、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陕甘宁边区进入困难时期。为了渡过难关，文年生、阎红彦带领关中军分区所属部队官兵开展大生产运动，上山开荒生产。他们奋战了几个月，把驻地附近的几个荒山野岭全部开垦出来，种上小米和苞谷。在文年生、阎红彦的带领下，关中地区的大生产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官兵们除完成警备任务外，开荒3万多亩，当年就获得大丰收，不仅解决了本部队的粮食给养问题，还有力地支援了边区其他部队的粮食给养，减轻了边区政府的财政负担。1943年3月，毛泽东得知关中军分区所属部队不但教育训练抓得出色，而且大生产运动全面丰收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亲笔题词“生产教育二者兼顾　书赠文年生同志”，这不但是对文年生个人的肯定，更是对文年生、阎红彦领导的警备第1旅（兼关中军分区）的褒奖！

1942年10月，党中央决定召开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以总结边区党的历史经验，确定今后的基本任务。一天晚上，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找到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阎红彦。一见面，高岗先是封官许愿：“前几年陕北干部议论过成立陕北师的事，现在还是应该向中央反映，要求成立陕北师，由你作师长，我作政委。”阎红彦不以为然地说：“成立陕北师的意见，不是向中央反映过了吗？中央决定不成立，大家都没有意见，现在你又要成立陕北师，是要弄个115师、120师、129师那样的地位吗？”高岗败兴而去，恼羞成怒之极。他利用担任西北局书记的职权，在西北高干会议上打击阎红彦，倒打一耙诬蔑阎红彦“有野心”，让阎红彦蒙受不白之冤。对此，参加过会议的徐向前非常不满：“整风中期，我参加了西北局高干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西北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边区党的领导问题；今后边区的工作任务问题。……会议也有缺点。主要是高岗把自己说成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把阎红彦等一批同志弄下去，有些同志有不同看法，未能畅所欲言。”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口头政治报告，有这么几句话：“我们的军队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帮助本地干部搞出军队来，搞出民兵、自卫军来，搞出地方兵团、地方部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搞出主力兵团、主力部队。我初到陕北，开头忽视了这一个问题。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所以陕北人就讲闲话。有人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出了这样的言论，是由于对本地一些军队处理得不好。……上面那些话，证明这些同志是受了气。”高岗风头一时无两，并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得意洋洋地对阎红彦说：“你看，陕北师的问题，主席都承认错误了！”这时，康生在大会小会上公然宣布：“高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

面对高岗的得意忘形，阎红彦向党中央直言高岗“政治品质不好”，并冷静地说：“多行不义，必自毙！”1954年2月，高岗反党事发，不久黯然自杀。


五、“这次上将名单中一定要有陕北红军的代表！我看阎红彦就是陕北红军的代表！”

1945年9月，面对消极抗日的国民党“下山摘桃子”的危局，阎红彦调到晋冀鲁豫野战军（后称中原野战军）工作，历任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副司令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常常亲临前线，身先士卒。

1946年9月，在山东定陶战役中，阎红彦参与指挥左集团第三、第七纵队，他亲自率领两个团楔入敌人的心脏，发挥我军夜战特长，猛打敌指挥部所在的天爷庙，敌人内外受击，乱了阵脚。这一仗，歼敌1万5千多人，活捉敌整编第三师师长赵锡田。

1947年4月，为策应陕北、山东我军粉碎敌人“重点进攻”的作战，晋冀鲁豫野战军在河南淇县、浚县一带发动豫北战役，陈锡联、阎红彦率第三纵队承担围歼敌第2快速纵队的任务。该敌为机械化部队，机动快、火力强、行动狡诈。为此，陈、阎等纵队领导采取避其锋芒、诱其深入、陷其孤立的策略，然后运用集中兵力聚而歼之的战法，在兄弟部队配合下，于淇县城关东北之大小湖营一带咬住敌人，果敢地进行白天攻击，快速歼灭该敌，创造了以劣势装备歼敌一个机械化旅的范例。晋冀鲁豫军区在嘉奖令中说：“我三纵队以英勇果敢迅速机动的行动，歼灭蒋军整二十六军四十九旅（第二快速纵队），成为淇浚作战胜利的主要关键。”

1948年4月，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的刘邓大军，又面临一个问题：“很多同志不相信毛主席讲的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以为美国出兵凶得狠，我们非失败不可。”这种错误认识，在第三纵队同样存在，阎红彦时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在政治动员中掷地有声地说：“具有优良品质的共产党员，应该回答：和他干，干到底！就要有这个气魄。……我们要敢于藐视美帝国主义，鄙视那些怕外国人的奴才相，要发扬正气。美国出兵是世界问题，他叫喊出兵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从思想上树立明确的观念，他出兵也一样能被打败，我们一样能胜利。”听过他讲演的同志这样回忆：“听了阎副政委的话，我们感觉和美帝国主义打也不在话下！”

1948年11月，在华东野战军围歼黄伯韬兵团的时候，蒋介石急令黄维兵团从华中增援徐州。23日，黄维兵团进入安徽宿县西南的双堆集，被我中原野战军包围；第二天，我军发起总攻，第三纵队和第一纵队统归陈锡联指挥，前线指挥是阎红彦和刘长义。在华东野战军配合下，全线发起总攻，逐村推进，终于拔掉了敌人最后据点双堆集等数村，敌黄维兵团全军覆没，兵团司令黄维被第三纵队第七旅活捉，历时65天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其中，双堆集战役的胜利起了关键作用。在这场紧张激烈的战斗中，阎红彦由于过度操劳，突然白了一块头发，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开玩笑地说：“老阎头发白了一片，象伍子胥一样啦！没关系，以后还会变黑的。”

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整编，陈锡联、阎红彦分别担任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司令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向江南进军的命令和第2野战军《两个月整训的军事政治工作大纲》精神，阎红彦从2月份起就组织所属第10、11、12军积极展开向江南进军的准备工作。以渡江作战的政治动员为中心，他组织部队深入学习了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等文章，以及入城守则、约法八章等政策，根据部队驻地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广泛开展强渡江河的技术、战术训练。4月21日夜，陈锡联、阎红彦指挥第3兵团横渡长江，迅猛地突破敌人江防阵地，一举攻占贵池、青阳、高坦等地，歼敌第8兵团一部，乘胜展开千里追击，以最快速度挺进至浙江衢州以西、以北地区，与兄弟部队共同截断浙赣线，切断敌汤恩伯、白崇禧两个战略集团的联系，解放了江南广大地区。同年8月后，陈、阎率部先秘密集结于湘鄂地区，后千里迂回大西南，出敌不意突然发起川黔之战，一举粉碎了敌川湘鄂边防线，突破天险乌江，解放了国民党“陪都”重庆及川东南广大地区，歼灭敌宋希濂集团。在成都战役中，他们率部抢占了成都以西之邛崃、大邑，截断敌人最后一条退往康、滇的道路，为歼灭蒋介石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作出了巨大贡献。1955年9月，他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当时，毛泽东说过：“陕北师的问题，我当时没有处理好！这次上将名单中一定要有陕北红军的代表！我看阎红彦就是陕北红军的代表！”

六、“阎红彦是个好同志，他在处境困难的情况下，还是想着工作，他是要工作的啊！”

阎红彦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披荆斩棘。从1958年秋起，他历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兼四川省副省长、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为当地经济、驻军的建设和发展殚精竭虑。

1966年5月，“文革”一开始，对林彪接二连三的讲话，阎红彦就公开说：“我怎么都听不进去。”当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林彪、江青、陈伯达专门召集一部分高级干部，“揭发批判”邓小平。有人大放厥词：说在淮海战役中，邓小平动摇，要想撤退。阎红彦当即揭穿说：“淮海战役中，总前委一直和三纵队在一起，我怎么不知道。”弄得江青、陈伯达狼狈不堪。1967年1月8日凌晨，陈伯达从北京给阎红彦打电话，对他和云南的“文革”横加指责。阎红彦几次要回话，都遭对方阻止；他气愤地质问陈伯达：“‘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就在这天5时左右，他离开了人世。1月12日，中共云南省委和省军区几个负责同志赴北京向周恩来汇报了阎红彦逝世的情况，周恩来听后沉痛地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他在处境困难的情况下，还是想着工作，他是要工作的啊！”

1972年12月，中共中央为阎红彦进行了平反昭雪。1977年12月，邓小平和胡耀邦亲临北京机场迎接运送阎红彦骨灰的专机；1978年1月24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送了花圈，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陈锡联、耿飚、李井泉、王震、宋任穷等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

1987年7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周年之际，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阎红彦传略》一书。邓小平为该书题写书名，彭真、杨尚昆、李达、刘澜涛、魏传统为该书题词，对其进行了公允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