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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7-31 07:56 来源:凤凰网历史综合
核心提示:1956年梅兰芳率团访日演出,取得巨大成功引起了轰动,但也遭遇了一些波折。返国途中被台湾特务跟踪,梅兰芳从机窗看到下面车水马龙,低声问我:“这是什么地方?”我怕梅兰芳紧张,就说:“可能是冲绳吧。” 梅兰芳摇摇头说:“不是,冲绳没有这么繁华。”梅兰芳对身边的姜妙香严肃地说道:“姜先生,下面是台北,如果这班机被迫降的话,我们可得下决心殉了!这样才对得起共产党!对得起毛主席!”姜妙香连连点头回答:“您放心,我跟着,我跟着!”
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运筹下,中国京剧代表团一行,访日演出取得巨大成功,对促进中日友好起了积极作用。我当时是中国京剧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作为中国京剧代表团副团长兼秘书长参加了出访。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日两国尚未恢复正常关系。由于近代以来侵略与反侵略的交恶,加之当时日本统治集团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使广大日本人民因不了解新中国而存在隔阂与疑惑。然而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睦邻关系又十分重要。周总理为化解阻碍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坚冰,创造性地发展了人民外交的战略思想,以文化交流和贸易互惠为先导,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了解,逐步达到恢复邦交的目的。1956年中国京剧代表团访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行的。
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在周总理亲自关怀下于1956年3月间组成。代表团以梅兰芳为团长,欧阳予倩为第一副团长兼总导演,我任副团长兼秘书长,刘佳、孙平化任副团长,欧阳山尊任副秘书长;由国家派遣,以民间形式出访日本。全团由中国京剧院和梅兰芳剧团为基础,荟萃了我国许多著名演员,如梅兰芳、姜妙香、李少春、袁世海,连同音乐、舞美、工作人员共86人,演出剧目有《贵妃醉酒》、《霸王别姬》、《奇双会》、《白蛇传》、《三岔口》等大小剧目25出。阵容之强大,剧目之多彩,前所未有。
筹备期间,周总理大至洞察全局,小至工作细节,无不躬亲与问,精心擘划。他明确提出代表团挂帅非在日本德高望重的梅兰芳、欧阳予倩莫属。周总理亲自审看了全部剧目,一一提出加工意见,有的剧目审看多次,然后批准。
周总理既重视出国剧目的艺术质量,又重视出访人员的思想工作。他曾同代表团领导人多次商谈,并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代表团全体人员。他在长篇讲话中,从中日两国双边历史谈到长远友好的政治意义,从此行的方针任务谈到具体活动方式和特殊环境中的思想政治工作,细至仪表、礼节、纪律、安全、与国内保持联系等,无不谆谆叮嘱。最后,他激动地说:“日本人民是诅咒战争、盼望和平的,你们此去一定会受到欢迎。你们的演出,一定会取得成功!不过情况是复杂的,任务是艰巨的,相信大家会胜利归来,86位安全回国,就是胜利!”全团人员深受鼓舞。
出访
中国京剧代表团于5月20日从北京出发,经香港于26日飞抵东京。果然不出周总理所料,在羽田机场就受到了日本朋友和我国侨胞规模盛大的热烈欢迎。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前首相片山哲致欢迎词时激动地说:“感谢中国人民向日本人民伸出了友谊之手!”
当代表团住进帝国饭店,已是晚上9点。我和孙平化一一登记、检查前厅成堆的花篮时,突然发现其中有一个藏有定时炸弹,爆炸的时间定在9点30分,爱国侨胞立即帮助拆除了,从而使我们幸免于难。接着我们又收到恰恰86份完全反华、反共、策反梅兰芳的假《人民日报》。我们团的几个领导人晚餐没顾得用,当即安排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梅兰芳公开申明严正立场,他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梅兰芳是新中国的艺术家,此次访日演出,是为了增进中日人民友好和文化交流,只谈艺术,不谈政治,任何政治阴谋,是绝不可能得逞的!”第二天,日本《朝日新闻》等对小丑们的无耻行径纷纷披露指责。
5月30日,中国京剧代表团首次开幕演出,演出了《将相和》、《拾玉镯》、《三岔口》、《贵妃醉酒》,反应十分强烈。几天的戏票早早就抢购一空。那几天日本国会正在“开打”,不少议员还忙中偷闲观赏京剧。社会党委员长铃木茂三郎正在看《三岔口》看得着迷,突然有人通知他:“国会来电话,有要紧事请你急速回去!”他起身要走,但是《三岔口》的魅力又使他坐了下来。电话频频催促,他立而复坐者凡三次,终于坚持看完了,然后立起身来慨然叹道:“现在该我去唱《三岔口》了!”代表团的演出十分成功,全场掌声雷动,许多日本朋友上台献花。日本天皇之弟三笠宫夫妇上台祝贺,盛赞京剧之美,说:“新中国的京剧既是古典的艺术,又是现代的艺术。”自5月26日至7月17日,中国京剧代表团遍访了东京、大阪、奈良、京都、神户、冈山、广岛、福冈、八幡、爱知、岐阜、名古屋等地,到处洋溢着“东京——北京”的友好呼声。
整个访问演出活动中,布满了鲜花,但也有不少荆棘。5月30日的首场演出,大轴是梅兰芳的《贵妃醉酒》,突然有人从三楼向舞台撒下大批反动传单,观众一时骚动。由于梅兰芳临危不惊,镇定自若地从容演唱,观众受其感染,也立即安静下来,使演出得以圆满。
返国
周总理为代表团演出和友好活动的成功,深感欣慰,也为代表团反破坏的斗争日夜牵挂。关于代表团的归期和路线,7月15日上午,我们曾向周总理请示,他最初电示:7月17日乘苏联商船回到上海,据可靠情报,台湾特务在香港有破坏,切勿经香港回国。7月15日深夜,他又电示:海上恐有某国拦截,7月17日改乘去九龙的班机,香港启德机场已安排好有英国武装警察接应。于是我们全团又改乘去九龙的班机。
7月17日上午10时30分在检票口排队查票、验看护照时,凑巧排在我前面的那个人出示的护照是“中华民国驻日大使馆”的,这就不能不使我怀疑,按理他应乘去台北的班机,为什么跟我们去九龙呢?上机之后为了安全考虑,我同刘佳、孙平化商量了一下,就派了吴鸣申、李维坤两个大武生把他夹坐在当中,上厕所也跟着。班机经过台北时,按常例需低飞,以便于乘客观赏城市风光。梅兰芳从机窗看到下面车水马龙,低声问我:“这是什么地方?”我怕梅兰芳紧张,就说:“可能是冲绳吧。” 梅兰芳摇摇头说:“不是,冲绳没有这么繁华。”接着梅兰芳对身边的姜妙香严肃地说道:“姜先生,下面是台北,如果这班机被迫降的话,我们可得下决心殉了!这样才对得起共产党!对得起毛主席!”姜妙香连连点头回答:“您放心,我跟着,我跟着!”他们的忠诚勇敢,不怕牺牲之情,溢于言表,令人感动!还好,班机平安地飞过台北,到达九龙时已经是夜色苍茫了。
下机之后,果然有许多英国武装警察在机场等候。我和孙平化趁忙乱之际,扣住审讯了那个可疑之人。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你为什么跟我们来九龙?说实话,放了你;说谎话,带回去处理!”那人连忙说:“我说实话,说实话,因为上面弄不清你们去哪,两个班次都派了人,是为了经过台北放信号的。”因为没有得逞,有犯罪动机,无犯罪行为,我们就对他加以斥责,把他放了。于是,200多名英国警察用武装警车把我们护送到深圳车站。进入候机厅查点人数,代表团86位一个不少,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事后得知,周总理为了保证代表团安全回国,7月15日彻夜未眠,深夜召见了英国驻华代办,恳切委托他们准时在启德机场武装接应。 周总理为全团平安归来彻夜操劳,高度的负责精神,感人至深!
梅兰芳绝口不提的一段生活
79年前,梅兰芳赴美巡演一炮而红,把大萧条时候的整个美国都迷住了,成了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对这一事件,梅兰芳在几十年后,都绝口不提,是梅兰芳谦虚,还是另有原因?《长江商报》刊载卢欢的文章,给出了答案,以下为原文:
梅兰芳1930年赴美巡演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不过三十年后梅兰芳本人的回忆录《舞台生活四十年》,对此绝口不提,而陈凯歌执导的《梅兰芳》也一笔带过。历史学家雷颐近日撰文揭秘,他认为当年促成梅兰芳赴美演出的许多人物在几十年后全都成为敏感的“反动人士”,因此梅兰芳有所“回避”。
梅兰芳赴美演出,具体事务由他的“智囊”和“戏袋子”齐如山打理。几十年来齐如山对梅可谓恩重如山,但梅后来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却少有提及,因为齐如山在1948年去台,在那个特殊时代,去台湾即是罪大恶极。
此外,梅兰芳剧团作为私人剧团,访美演出完全是民间行为,自然颇费周折,从提议到成行将近十年之久。首先要解决的是经费问题,司徒雷登和辛亥革命功臣、国民党元老同时又是1927年帮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的李石曾发动为梅捐款。美国的邀请单位,几经周折最后由1926成立的“华美协进社”发出邀请信。“华美协进社”是由胡适、张伯苓、梅贻琦和大名鼎鼎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等几位中美学者共同发起的。对梅访美,胡适大力支持,梅兰芳不仅多次与居住在上海的胡适通信,还几次专程到上海拜访。但促成梅赴美演出的这些人物,芮恩施、司徒雷登、李石曾、胡适乃至杜威,在几十年后都成为“最最反动”的人物;而“美帝”也成为“最凶恶的敌人”。
在新建立的社会结构中,梅兰芳自然对此有所“回避”。1955年第9、10两号合刊的《文艺报》发表了署名梅兰芳批判胡风的文章“伪善的假面具和恶毒的真面目”。1961年8月8日梅兰芳逝世,11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由新华社发布的“梅兰芳同志小传”,只提1949年后去维也纳、朝鲜、日本、苏联的四次出国经历,而对他1949年以前访日、访美、访苏这三次对他艺术生涯有重要影响的出国演出只字未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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