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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24 17:4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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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像章的泛滥
“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愈演愈烈,制作毛泽东像章的狂热达到了顶峰。“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批毛泽东像章是1966年底由上海联合徽章厂首先推出的。图案取自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的形象,直径1.2厘米,红底、金像、圆形、铝制。随着这批毛泽东像章的出现,像章热很快风靡全国,全国各地即刻掀起了抢购狂潮。
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地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像章生产组织化了,像章的种类更加繁多。上至中央机关,下到工厂科室,都成立了像章使用、发行单位,全国各大中等城市都有毛泽东像章办公室。毛泽东像章发行单位之广、面世数量之巨,制作品种之多,都堪称世界之最。天津一家军需工厂,在1966年的毛泽东像章生产量超过10万枚;安徽合肥一位科技人员称经他一人电镀过的毛泽东像章就不下200万枚。1967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由总政治部制作图案、将戴红领章的毛泽东侧面头像和录有毛泽东手书“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发放全军官兵。这股热潮直到1970年才稍有降温。
据统计,“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像章佩戴率很低,1967年像章佩戴率是59%,1968年上升为89%,1969年达到高峰,为94%,几乎全民皆“戴”了。从1970年起,降至72%,1972年为10%,1974年后就很少有人戴了。据估算,仅1966年5月到1968年8月间,全国约有2万多家工厂共制作毛泽东像章和语录章达80亿枚以上。
“文化大革命”中最后一批毛泽东像章是在毛泽东逝世后制作的。像章正面是毛泽东头像,背面印有“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1976.9.9”。
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环境下,这些像章的制作和工艺越来越讲究,用最好的原材料,由水平最高的模具师开模制作,在生产过程中被当作最重要的头等政治任务来完成,用巨大的心血来体现对领袖的忠诚。
毛泽东像章的狂热
观察“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像章,就好比收藏了一部文革史。这些像章中反映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如“炮打司令部”、“一月风暴”、“吐故纳新”、“九大”等等。这些像章既记录了历史的片断,也承载了一代人被动狂热后的无奈,凝结了一个时代的巨人情结。
1966年10月12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两封边防战士希望得到像章的来信,在社会上立即引起了轰动。各地的红卫兵和各界群众纷纷把自己的像章割爱寄给边防战士。他们在信中写道:“我们热爱毛主席像章,看到战士们只有一枚像章,执勤的时候轮流戴,我们被你们的精神感动了。我们决定把在北京得到的像章和领到的毛主席语录寄给你们,表达我们的一片心意。”
包头钢铁公司一位青年看到《人民日报》上边防战士的来信后,暗自下了决心:只要有一枚毛泽东像章,就寄给他们。10月16日,他果然得到了一枚毛泽东像章。年轻人在胸前戴了3个多小时后,依依不舍地把像章摘下来寄给人民日报社,请报社代为转交。他在信中写道:“编辑同志,请赶快把这枚纪念章转给边防战士,快!快!”
同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像章送达边防哨卡的情形:白雪皑皑的昆仑山中,某部战士扛着语录牌、毛泽东画像,列队迎候送像章的专列。这是一个神圣的礼仪。等呀等,一直等到天黑都没有见到专列的影子。这时人们才恍然醒悟,原来是激动之余,把专列抵达的时间搞错了,专列要到次日才能到达。第二天晚上9时,在风雪中点着松明子、打着灯笼盼了好久的战士们终于看到了专列。山谷沸腾了,欢呼声、跳跃声、锣鼓声响成一片。战士赵培田、王振亚、李书田是最先给《人民日报》写信要求得到像章的3个人。赵培田为了接受毛泽东像章,走了115公里路,翻山过河,一天半的时间只吃了两餐,其他二位也是从百里外赶到的。当部队领导把像章别在他们胸前,三名战士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竞相佩戴像章,数目由少到多,型号由小至大。那时,生活比较艰苦,可人们宁愿忍饥受饿,也要买上一个像章,春风满面地别在胸上。那个年代,毛泽东像章种类极多,大的、小的、铜的、瓷的……有些狂热分子,为了集齐像章,竟至于倾家荡产。戴像章成了亿万人追捧的时尚,有人把它别在裙摆上,有人把它扣在帽檐上……一些人为了表明对毛泽东最忠诚,竟将它别进了肉里,然后得意地把伤口展览给他人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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