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观察：排华有传统 19世纪美国已渲染中国威胁

陈浩海

2011-05-28
  本文摘自光明网光明观察栏目 作者：许少民 原题为：做稳定大国，就能让国际社会放心吗？

最近梁文道老师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题为“做稳定大国，让国际社会放心”的精彩文章。的确，这几年来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之势使得中国政府不得不卸下“沉默是金”的应对方式，开始主动的回击西方的“中国威胁论”，通过展示自身存在的巨大问题（诸如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社会分化、政府权威的弱化等）企图引起西方社会的同情与理解，进而化解对中国威胁的疑虑；同时，中国政府再接再厉，接连向外界抛出“和平崛起论”、“和谐世界论”，只可惜由于包装过于简陋，解释过于官腔（redtape），这些论调在西方强大的质问之下不断折旧，自我解体。因此，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应该如何应对“中国威胁论”呢？是回归“集体沉默”的历史老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抑或是重新宣传中国安稳的国情——尧天舜日，海晏河清？在梁老师看来：“我们应做的就是继续开放的姿态，敞开肚皮给人家看……除了让他人得到足够而且正确的国情讯息，更重要的就是‘稳定’了。所谓“稳定”，指的不只是社会和政府管治能力的稳定，更是一切行为模式的稳定……可是行为模式的稳定还包括了更深更广的层面，我们应该让人了解中国的‘既定政策’是真真正正的‘既定’，一切皆有规则可循。大至最高执政当局的权力交接，小至商贸往来的制度环境，没有飘忽可疑的人治阴影，只有清楚可见的规律遵从；没有政出多门朝令夕改所带来的无所适从，只有明晰的权责分配与系统的决策程序。这一切本是多年来大家对中国内政的基本要求，但在中国变得如此巨大如此有影响力的今天，它甚至也成了让国际社会安稳的条件了。”

然而，是不是中国真正做到了稳定大国，国际社会（西方社会）就能因此而放心呢？“中国威胁论”是否因此就偃旗息鼓呢？在我看来，答案是否定的，就算中国做了稳定大国，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依旧不放心；再进一步，如果中国真正的走向西方概念中的自由民主，中国依旧不能让西方社会放心。在我看来，当代版的中国威胁论固然有它产生的具体环境与形势，但是如果我们将这种中国威胁论纳入到大历史的格局中去，与100年前的历史进行对接，将“黄祸论”与“中国威胁论”进行比较分析研究，或许更能理解今之“中国威胁论”之本质与意图，也更能消除我们某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如果历史倒退一百年，今天的中国人一定会觉得中国所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是如此的相似，虽然中国已经陷入外强中干，大厦将倾的危机存亡时刻，然而让我们意外的是，一种古老的“黄祸论”叫嚣却充斥在大半个美欧大陆上。1877年，美国参众两院公布了一份题为《调查中国移民问题的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正式宣告了美国排华的浪潮。当时的背景是，起初美国为开发其西部地区引进了大批华工，不可否认，美国社会一开始普遍接受华工的到来。然而，随着华工如汹涌的潮水般流入美国进而抢占他们的就业机会时，美国社会开始排华并愈演愈烈（与今天的“中国制造”侵占美国人的就业机会一样引发了美国人的历史恐惧心理）。

美国的政客为了抚顺舆情，也不得不做出一系列“合法的”举动。这份报告将美国人说成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而中国人、日本人、马来人却是劣等民族，按照今天的看法，其充斥着赤裸裸的种族中心主义与种族的傲慢与偏见；报告同时警告到，200年以后，他们就“将如同加利福尼亚州的蝗虫猖獗为害于农夫的天地一样”进入美国，改变美国人种，使美国整个国家退化。虽然这份报告还没有使用黄祸这个词，但集中表达了各种歧视东方人的观点（首当其冲是中国人），也使得这份报告成为后续“黄祸论”发展的理论基础与来源。

与“华工威胁论”（中国威胁论）观点相似，1873年，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出版了《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其在书中大书特书来自“东方的危险”。他把正在遭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之害的中国，说成是来自东方的巨大危险。其污蔑中国人野蛮、好战、耸人听闻的夸大大批中国人即将充塞整个西伯利亚，还将越过乌拉尔山，直抵伏尔加河（这个耸人听闻的说辞却是今天俄罗斯版“中国威胁论”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源于俄罗斯广袤的领土与稀少的人口之现实矛盾）。巴枯宁宣传东方威胁论的目的很简单，无非“师出有名”——鼓吹沙皇要把全部武装派往西伯利亚和中亚，着手征服东方。

历史上正式发明“黄祸论”的当属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他与俄国皇帝尼古拉二世在通信中大肆宣扬“黄祸论”，编造中国等亚洲黄种人联合进攻欧洲的危险，然而，当时中国的情况路人皆知——似乎只会读书写字，刺绣描花，但却手无缚鸡之力。威廉二世还请画家克纳科弗斯绘制一张“黄祸图”，并下令雕版印刷，广为散发。该画描绘佛祖释氏与中国孔夫子驾着黄云从东方而来，上天派天使米迦勒召集欧洲猎枪的守护神，要他们联合起来抵抗佛教、异端和野蛮人的入侵，以保卫十字架。从此之后，“黄祸论”在西方广为传播，谎言重复1000次即成为真理成为事实。鲁迅先生曾于1933年10月20日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题为“黄祸”的文章对此亦有所阐述。

威廉二世炮制“黄祸论”的目的也很简单，无非是将俄国这股祸水引向东方，并和俄国一起宰割中国。他在与俄皇尼古拉二世通信中就已经将德国和俄国如何瓜分中国问题达成了交易：德国支持俄国占领中国的旅顺口，俄国不反对德国占领中国的胶州湾，结果历史圆了他们的梦，这让我们看到了理论背后赤裸裸的现实利益博弈。

威廉二世的“黄祸论”提出之后，西方列强纷纷效仿，为了争取从肥羊身上分到一杯羹，也不断的炮制各自版本的“黄祸论”，同时与时俱进，强调的内容不断变换，概括起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参照薛衔天：《黄祸论或中国威胁论的历史与实质》，《百年潮》，2007年1月版）：

第一，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中国土地贫瘠，而且人口众多，人口对外扩张不可避免，而这必然要冲击西方的优秀民族（不断高涨的“移民潮”让西方忧虑忡忡）。

第二，中国人散步世界各地，勤劳节俭，索酬低廉，抢了外国人的工作岗位。（这似乎是今天“中国制造”的某些现实）

第三，中国人野蛮好战，中国多年受外国剥削压迫，一旦强大起来，必然对其压迫者实行报复。（今天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行径就是建立在以官方主导的“历史悲情”基础上，是一种反抗对外压迫的另类体现）

第四，中国人信奉儒教，孝敬父母，不管走到哪里，都心怀故土，不忘祖国，不能融入西方文明（15年前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一文即将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置于一个零和博弈的死胡同）

第五，中国人一旦采用西方的思想和技术，中国军事和经济必将迅速发展，会威胁全世界。（保罗·肯尼迪曾经论证过，不管它们是否赞成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模式，经济增长率的不平衡迟早将引起世界政治和军事平衡的变动。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是西方炮制中国威胁论的重要基础）。

考察“黄祸论”的历史演进，我们注意到两个特点。第一，炮制“黄祸论”的主体是美欧大陆国家，这些国家自认为自己是优等民族，东方国家（日本逐渐被纳入西方文明中）是劣等民族，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之下，弱肉强食是永恒的真理，是一种符合规律的行为，无须挞伐；第二，“黄祸论”的客体内涵逐渐缩小，从原先的东方国家到特指中国，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逐渐被纳入西方文明的轨道中，不仅被摘掉“黄祸论”的帽子，而且反过来欺侮中国，今之中国威胁论的最早版本即是日本的杰作。日本的强大（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日本在东亚的强国地位）使得日本免于西方人“黄祸论”滥觞之影响。而与之相反，中国百年的积弱却强化了“黄祸论”的宣传力度，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说明了实力在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里是一剂“正名”的强心针，而这似乎也是我们当下努力实现的一个目标。

实际上，纵观百年的“黄祸论”历史，其本质无非就是肢解中国，弱化中国，让中国这个庞然大物树倒猢狲散，好让西方国家觊觎这个巨大的肥羊。孙中山曾经著文说，如果中国人觉醒起来并采用西方式的思想，就说是对世界的一个威胁，如外国帮助中国，就说这些国家将由此自食其果。“对于其它各国来说，他们所应遵循的最明智的政策，就是尽其可能地压抑阻碍中国人，一言以蔽之，这种论调的实质就是所谓‘黄祸论’，这种论调似乎很动听，然而一加以考察，就会发现，不论从任何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这个问题除了道德的一面，即一国是否应该希望另一国衰亡之外，还有其政治的一面……”孙中山先生的话在今天依旧具有深刻的警醒性。

实际上，今天的“中国威胁论”与历史上的“黄祸论”（变相的中国威胁论）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其都是“威胁”，只不过是属于威胁的两个不同层次：消极的威胁——国力衰落引发西方的征服欲（师出有名）；积极的威胁——国力强大引发对西方的征服欲——无论是日本版的“中国威胁论”还是西方版的“中国威胁论”在这一点上都具有共性——以现实主义思维为出发点的国家政治精英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对一个国家崛起过于乐观，因为历史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的崛起往往带来旧有国际体制的重新分化组合，对既得利益的损害是他们对崛起之大国的担忧所在。然而在我看来，无论两者表现形式如何不同，其本质都是一样的——肢解中国与分裂中国。只不过对于西方人来讲，要肢解今天强大的中国却是一个百年未遇之难题，西方人只有肢解弱势中国的历史经验，而没有肢解与分裂强势中国的经验——一波又一波的“中国威胁论”恰恰反映了西方人内心深处的脆弱性与敏感性。

陈浩海

2011-05-28
  在西方人看来，肢解崛起中的大国有几个方式可以尝试。第一是采取分而治之（divideandrule）的策略，其主要的目的是分化竞争对手或使之保持分裂从而使之受到削弱乃至持续削弱的国家。现代史上最为一贯和最突出地推行“分而治之”政策的例子，莫过于法国对德国的政策以及苏联对欧洲其它国家的政策了（具体内容参看【美】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7版）（李保平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版，P216）；纵观当前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的外交行动，无论是对台湾的庇护、对西藏某些人物谋求独立地位的认可（达赖在西方受到高级别的对待不仅仅是因为西方尊重人权与宗教自由而已）、对新疆分裂势力的暧昧态度都可以从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中国政府也时时刻刻在外交舞台上对西方这种行径表示强烈的抗议，也义正言辞的抨击西方国家“分裂”（split）中国的企图，但是收效不大，西方人也并不因为中国的抗议而有所收敛，反而愈演愈烈。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中国国内的政治稳定（防治分裂势力从中作梗）变得尤为重要，而中国政府从全方位体系对分裂势力进行控制的意图与能力使得西方人无可奈何，从这个角度分析，稳定的中国——拥有对分裂势力强大威慑力与控制力的中国——反而不能让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安心。当然不可否认，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由于一刀切的做法往往侵犯了国民的权利与自由，这也是政府必须注重的一点，民心不稳造成形式上或者框架上的领土统一没有多大的意义。或许在一些人看来，我的看法是一种冷战思维，是一种零和博弈。但我必须说，国际政治本身就是要让我们的精英时刻保持现实主义思维——从最悲观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而不是从最乐观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而如果我们还天真的信赖西方的那一套，陷入虚幻的陷阱中，我们的未来将毁于一旦。如果我们还是保持乐观的心态，那我们很可能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后尘。今天的俄罗斯人对于过去10年那段混乱与痛苦的日子深有感触，而俄罗斯的强人总统普京也时时刻刻不忘记西方分裂与瓦解俄罗斯的企图，尽管他存在夸大的成分，但过去的历史却是活生生的事实，你还记得苏联解体后西方人说过“俄罗斯威胁论”么？而为什么在经过了15年之后，西方社会又重新出现了“俄罗斯威胁论”？这个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思索。应该说，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到目前为止收效不大，但西方并没有因此而放弃。

第二个抑制与肢解崛起中的强国的方式是采取同化政策，这种政策更加具有迷惑性。因为他往往将这种策略进行意识形态化的包装，因此它往往具有蛊惑人心的作用。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的同化政策无非就是对中国施加压力，让中国脱去“中国特色”，用西方式的民主与自由来改造甚至同化中国。冷战结束后，这种想法一时成为主流，成为了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的重要外交内容之一。这种思想的理论源泉多种多样，但可以肯定的是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有着紧密的联系。福山论证到：“我们可能正在目睹……这样的历史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的演进的终结点和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在这种理论思想的作用下，西方人也梦想中国这个最大的共产主义堡垒也将在西方自由民主制的同化中分化瓦解，美国人将因此不战而胜。因此，西方人不遗余力的用民主与自由试图改造中国，当中国逐步走向对外开放之际，当中国在经济自由化改革迅猛前进之际，西方人认为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政治体制建筑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进而改造。

出于乐观心态作祟，这个时期，中国威胁论之舆论并没有占据主流。然而出乎西方人意料的是，中国持续推进的经济体制改革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面对这种“非自由资本主义”（illiberalcapitalism英国《金融时报》语），西方人如梗在喉。漫天撒网式的政治改革舆论要求因此也汹涌而至，纵观众多的政治家与战略家的文章，“政治改革”（民主自由化）以及与此相伴随的人权问题成为重点关注的对象。西方人自认为自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携着民主自由与人权的普世化浪潮，频频向中国施压，因此他们不会轻易放过2008年奥运会对中国指手画脚的机会。然而让他们失望的是，我们的政治家们公开宣扬民主，我们根本不反民主，但我们却依旧是不民主的体制（dictatorship，totalitarian这些用词经常出现在西方的媒体与报纸上）。

难道西方人真的认为中国适合西方民主体制？难道他们真的认为中国可以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完成西方两三个世纪所走过的民主化进程？一蹴而就的结果对中国意味着什么，西方人难道不知道么？所以说，在这种虚虚实实的背景之下，我们很难厘清西方的真心与假意，但在我看来，西方社会也希望能够借用民主化与自由化改革蛊惑民众，企图诱导中国走进万劫不复的陷阱，重蹈苏联的老路，这种可能并非不存在。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反对在中国实行民主（实行民主是我们中国人的自主选择与要求，不需西方的指手画脚），而是要看到西方社会过去一个世纪中一以贯之肢解中国与瓦解中国的邪恶意图。

第三种抑制与瓦解崛起中大国的方式是对崛起大国的妖魔化。对于中国这个个案来说，层出不穷的“中国威胁论”就是一种典型的例证。与以往的威胁论相比，其所涵盖的范围更加广阔（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甚至是文化的），其蛊惑性也更加强烈。这种新的“中国威胁论”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他们认识到中国与西方是不同的，中国不会单纯按图索骥，按照西方预定的模式发展，这种思维的扩展就是世纪末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理论泛滥。本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维假设，西方社会开始抛弃对中国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也清楚的认识到，就算中国真正实现了民主与自由，那也是东方式的民主而已，非西方世界的自由民主类型，而这种民主类型，在亨廷顿的眼里，恰恰是与西方式的民主相冲突，民主的选举方式有可能选举出强烈民粹主义的领导人，并因此与西方对抗。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不管中国政府的政策多么稳定，“既定政策”是如何真正的“既定”，一切皆有规则可循，没有飘忽可疑的人治阴影，只有清楚可见的规律遵从，没有政出多门朝令夕改所带来的无所适从，只有明晰的权责分配与系统的决策程序，中国依旧是不同于西方社会的一员，而只要中国还不是他们群体中的一员，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就不会对中国放心。很显然，历史将会检验，当中国实现了东方式的民主之后，西方社会还将有另外版本的威胁论面世，分裂与瓦解中国才是他们一劳永逸的唯一方式。第二个层次是威胁的“不可证性”。尽管中国政府针对西方的“中国威胁论”而采取多种方式来“证明”自身的和平性，但是由于这种经过意识形态高度包装的威胁论具有“不可证性”，它可以有无限个解，但这也意味着其没有解。

它是一种口号，而要让一种口号发挥作用，按照德国学者哥维尔策尔的看法：“就需要有公众舆论和刺激公众生活感情的因素，语言要精辟有力。明确易懂，要歪曲事物的本质，甚至加以粗野化，以便鼓舞人心，或激起人们的恐惧与忧虑”，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无论中国政府的行为是多么稳定，多么的既定，多么的符合西方人的预设，中国威胁论依旧会存在，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也不会消除自身对中国的疑虑，西方社会要真正放心，那就只有让中国解体与瓦解。至于瓦解后的结果会怎么样，放心，天踏不下来。

无论我的看法是错误的抑或是正确的，都无所谓，我只是提供另外一个视角，让大众能了解到问题的另外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