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知青与抗战往事:五通一带至今保留"日本祭"

文卓

“厦门知青与抗战往事有什么关系？”

“每一个中国人，不管男女老少，与抗战往事都有关系。”

“对于我们知青一代人而言，还有传承的关系。关于抗战，我们知青不说，到我们的下一代，也就断掉了。”

2005年，厦门知青作为志愿者，参与寻找厦门抗战死难者的活动，这一行动在厦门反响很大。现在，这些寻找的经历，被写入《厦门知青与抗战往事》一书。

上月下旬，《厦门知青与抗战往事》在厦门首发。

2005年7月，厦门一家媒体发起寻找抗战时期厦门死难者的活动，厦门部分知青作为志愿者，参与了寻访调查活动。近日，《厦门知青与抗战往事》主编之一谢春池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回忆当年寻访往事。

被忽视的大事

厦门有多少抗战死难者

日军进攻和侵占厦门期间，厦门的死难者有多少？谢春池认为，这在此前是一直被忽视的一桩大事。

在《厦门知青与抗战往事》中有一篇《厦门知青寻找抗战死难者-2005年纪事》，署名为“夏正义”。文中介绍，2005年7月，厦门本地一家媒体发起“寻找抗战死难者”的调查活动。厦门知青文化活动组委会向知青发放了《厦门抗战死难者调查知青志愿者报名登记表》。文中说，当时发放的表格背面印着这么一句话：“该把传承历史当作我们知青一代人的使命！”

据谢春池回忆，当年有十多名厦门知青分成两个组参与了调查。

《厦门知青寻找抗战死难者-2005年纪事》一文提到，2005年8月，发起寻访活动的媒体连续三天公布了抗战时期厦门死难者名单，有名有姓的319人，没名没姓的233人又7户居民，3个名单皆有“被害者”、“性别”、“年龄”、“籍贯”、“职业”、“死亡日期”、“死亡原因”等。

不得不说的故事

知青与抗战的关系最直接

谢春池告诉记者，当《厦门知青与抗战往事》一书要出版时，很多人问他：“厦门知青与抗战往事有什么关系？”有的人则不理解知青为什么要参与寻找死难者的活动。

谢春池则说，知青与抗战的关系是最直接的。他说，有些知青出生于抗战后期，大部分知青的父母在抗战时期都是年轻人，“父辈是经历者，我们是听说者。”他说，就像现在不少知青的下一代在寻找父辈年轻时的生活故事一样，知青也应该传承父辈的历史。“听说者应该为经历者留下历史文本、历史记忆和历史文化，关于知青，我们的后代不说，再下一代就会断掉，关于抗战，我们知青不说，到我们的下一代，也就断掉了。”而这一段历史，应该被记住。

正因为如此，在《厦门知青与抗战往事》一书中，收录了不少知青忆念抗战人物的文章。谢春池写了一篇《那张没有笑容的脸庞》，写给他初中的语文老师张弩（曾任血魂团团长），记录了他印象当中一个从来都不笑的英雄人物。谢春池说，读书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语文老师竟然是血魂团团长，在他的印象中，自己的这位老师一直不笑。他说，从1938年厦门沦陷，到1939年冬季，作为血魂团团长的张弩一直把自己的脑袋挂在枪口刀尖之上。后来他们被国民党当局以“共匪”名义扣押、审查，张弩最后侥幸被释放，颠沛流离。解放以后，极“左”政治又将他卷入。谢春池说，这篇书写老师的文章，也是他十年来最好的散文之一。

血魂团是以厦门青年工人为骨干自发组织的抗日武装，厦门人称赞他们是抗日“孤岛游击队”。

五通一带至今仍保留"日本祭" 谢春池称应建沦陷纪念馆

谢春池告诉记者，当时，他也实地参加过调查。因为是在高温时期，在调查时他甚至差点晕倒。他说，在参与调查的过程中，他感受最深的是农村的记忆传播比城市更深更久远。

谢春池说，他们到农村里去找村干部，让村干部带着知青们寻访村里的人，了解抗战死难者信息。“他们的情绪都非常激动，而且对当年发生的很多事情一清二楚。”谢春池说，有个村干部40多岁，虽然没有经历过抗战，却能够讲出村里各家各户抗战时期的事情。“他们小时候就听老人讲，老一辈的控诉，他们都记住，然后传下去。他们的生活模式决定，一打开门，谁家出了什么事，全都知道了。”

“在五通那一带，还有‘日本祭’，村里的人都会参加。”谢春池认为，“日本祭”今后会一直保存下来。

据介绍，“日本祭”这个习俗流行于五通泥金社。1938年5月12日，日军打入厦门本岛。逃出泥金社的乡民陆续回返，开始收拾亲人遗体。有些家庭几乎全部遇难，有些家庭则痛失手足，由于每一户人家都有成员遇害，所以全村人就将死者抬放村头，统一祭拜后入土。之后每年此时，泥金社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在村前广场，以猪头五牲、米糕等物祭拜在日军暴行中遇害的先辈，这个习俗也被命名为“日本祭”。

“他们小时候就去参加祭祀，去烧纸。祭拜在抗战中死去的先人。”谢春池说，这种记忆很深刻，而且这种记忆有载体，“比如，村口这棵大树下，底下有几个人被打死在这儿，村里那口井，有谁在那里被杀害，即便时间过去，但是在这个村里生活的人，会把这种记忆存留下来，传给下一代。”而在城市里，往往没有这些载体。

在谢春池看来，正因为如此，城市里面才应该有一些文化载体，要有一些实物来传播抗战文化。据了解，在2005年寻访过程中，还有人呼吁应该建立一个抗战纪念碑或者纪念墙。有人提出应该建在五通的万人坑，或者白石炮台。当年还有人为纪念墙画出了设计图，也有不少人为死难者纪念墙捐款。

2008年3月，谢春池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都在盼着抗战死难者纪念牌（墙）立起来。

谢春池告诉记者，厦门的知青们每年都会通过歌会、书画展等方式，传播抗日文化。但他认为还不够，他说，厦门还应该有厦门沦陷纪念馆，因为厦门沦陷是一定不能忽略的重大历史时间。

谢春池表示，今后他还希望推出中国知青与抗战的大型活动，以整个一代人的劳作使整个抗战文化得以传播。

曾厝垵80岁老人追忆称日军发现草寮里有人用机枪扫射

厦门老三届知青蒋彩伟在《我是寻找抗战死难者的志愿者》一文中写了这么一段话：我们走访的第一户是曾厝垵80岁的曾银凤老人。老人告诉我们：1938年农历四月十三那天，全家人避难于山上，母亲郑珠（时年33岁）想回家看看，途中被日军击中，父亲曾维琪（时年35岁）将其背回草寮，日军发现草寮里有人，遂用机枪扫射，11人仅3人幸存，8个无辜者中有李慈家三兄弟，铁嫂的两个孩子。日军闯进村卖粥店抓住了3个中国士兵，砍了人头，挑在路上游街示众……

据蒋彩伟记载，仅曾银凤老人就提供了20多位无辜惨遭日军杀戮的名单，有的人被日军杀死后尸投井内，有的被炮弹炸死在床上，有的被刺死在榕树下。

在蒋彩伟、庄南燕等人记录的《死在“日本仔”手里的亲友太惨了》一文中，用被采访者直接陈述的方式笔录了众多市民提供的死难者信息，他们调查的地点包括曾厝垵、前埔及西边社等地。

蒋彩伟告诉记者，虽然现在距离当年的调查已经过去5年，但是，《厦门知青与抗战往事》一书出来之后，又有很多与知青同龄的人跟她联系，说，还有哪些地方的哪户人家的谁谁谁也是抗战时期的死难者；有的居委会主任也告诉她，所辖片区内还有哪些死难者，提供了更多信息。

“虽然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不是亲历者，只是听说，但是，只要听说了这样的历史，那种记忆就无法淡忘，只要一提起，就会想起很多。”蒋彩伟说，正因为如此，他们这一代人才更要把这段历史传承下来，讲给下一代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