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民眼中的农村和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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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民眼中的农村和中国经济（一）

anmin0001

[2014-10-3 17:25:52]   

国庆节按照计划回了次老家，麻城市龟山镇杨家铺村长刘家垸。那个地方用百度能够搜索得到，放大就能找到。现在谈谈我眼中的中国农村和中国经济。它们与我回家的感受紧密相关。

一、路

我回家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路很通畅。从武汉回到我老家的路，分四种，一种上武汉市区的路，出东亭几百米就可以上迎宾大道，进梨园隧道，再从天桥上转入欢乐大道，上三环线，这些路都很好跑。过了天兴洲大桥，下桥就上了高速。出家门到上高速，大概二十几分钟。

二是高速路。到麻城有两条高速，一条是走武英高速转武麻高速，一条是走武英高速转大广高速（这大广高速估计是从大连到广州的）。在高速上大概要跑一个小时。

三是从麻城到龟山风景区的路，是柏油路面，不算大宽，但跑个六七十码没有问题。龟山风景区是麻城市财政的重要来源，因此这条路修得不赖。

这样的路有二十几公里。

四是乡村公路，三米五宽，水泥路面。这样的路只有几公里。

路都好了，表明中国的公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升级，到现在应该快要建得差不多了。

二、山

山上的一个感觉就是，树都成林了。又恢复了山青水秀的农村，只是有些荒芜。

麻城的山从大办钢铁时开始被破坏，到我们这一代人长起来的时候，很多地方山上的林子都被砍得差不多了。比如龟山的映山红，就是红杜鹃，其实在80年代中期是没有的。分田到户以后，农民开始有了一些积蓄，为了让六七十年代生的孩子能够娶媳妇儿，于是纷纷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和九十年代前期开始盖房。那时盖的房子，需要大量的檩条搁木，于是就到山上砍树。龟山上的杜鹃花在80年代末期还没有，那时山上都是大松树，且部队照管着。大松树把阳光抢了，下面不多的映山红根本就长不起来。后来部队撤了，农民就到山上偷树做房子，树砍光了，杜鹃花就能见到阳光，就开始生长得茂盛。这才有了后来的风景区的杜鹃花海。

六七十年代生的孩子太多，要大量烧柴，农村孩子就到附近山上砍灌木，于是山就光了。农村80年代生的孩子就变得少了，90年代以后是强行的计划生育，人口更少。人少了，烧柴禾就少，因此农民把山上种上了板栗，加上原来的松树，因此现在山上到处是一篇葱绿，而且树都很高很大。为什么是板栗而不是别的？因为板栗一不用管，二结了果后可以卖钱。这是经济力量的驱动。

只是岸上，我们小时候田地的岸上一般只有草皮，现在的岸上都很荒芜。杂草、灌木，有的都好几米高。像我父母的坟前，清明时回去还好好儿的，这时一看，灌木和一些荆刺蔓生的枝条儿，几乎把坟都快遮挡完了。

再比如河边和我们上垸牛栏侧那条水沟，野芋头都长到两三米高，都蔓延到河里，快把河道都挤满了。

三、人口

我哥说，我们当年的初中，现在改成小学了。龟山镇现在的辖区，实际上包括两个大乡至少五个小乡。原来的熊家铺茶场是一个独立的乡级建制，取消后和原来的龟山乡合并成龟山镇。原来的龟山乡下有四个片，分别是铺头坳，丁家河，牛占鼻，大坳，这四个片都下辖若干个村。我们属于大坳，片办公地就在我们村，杨家铺中学也在我们村，离我们家大概只有两三里路。原来的杨家铺小学临街，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就建到山上去了，跟当时的杨家铺中学只有百把米的距离。杨家铺中学是七个村的孩子们读初中的地方，现在杨家铺中学不办了，改成了小学，因为生源不够。

龟山镇据说现在只有两所初中。我不知道这个是不真实情况，还有待核实。当初可是有五所初中的。

长刘家垸过去是个大垸子，因为依山依河而建，因此拉得比较长，我们小时候，垸子里大致有两百余人（外面人根据垸子长度以为有三四百人，其实没那么多），高峰时人口过两百是错不了的。结果昨天回家，我看垸子里人气还不错，就问为什么人看来还不少。我哥说是因为有两家人结婚，还有一家孩子满月要办酒，因此看起来还热闹。随后我哥有些沉重地说，垸子里的人其实已经不到80个！这个消息让我听来也有些沉重。

从200多人到不足80，这就是30来年我们垸子的变化！

影响人口的因素主要有两个：第一，计划生育。第二，城镇化。

计划生育对农村人口的影响主要有三:

一是使得家庭迅速小型化。我们小时候，一家三四个孩子很正常，那是人口少的家庭。大家庭八九个人，多的十二三个。现在很多家庭就只有一个，还有不少是两三个的。四五个人的家庭就是大家庭了。

二是使得相当一批农村男子结不了婚。全国人都喜欢生男孩儿（现在房价起来后，喜欢生女孩子的风气开始在城市悄然兴起，因为可以不用置办房子，压力没那么大），男女比例失调很厉害。而且农村女孩子结婚早，因此，相当数量的农村男孩子就剩下来了。我哥说大点的垸子，十几个剩男结不了婚很正常。而在过去，我们小时候，剩下的一般都是头脑有些问题的，或者是身体有些残疾的，一般很少。而现在很多农村男青年说剩下就剩下了。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就多说几句。在中国，男人找女人的心理，一般是找比自己差一点儿的女人，女人嫁人的心理往往是找比自己强一点儿的，那样有依靠。因此，在城市，最优秀的一些女孩子往往就剩下了。我曾经跟一些朋友开玩笑说，其实找城市里的大龄女青年，只要性格不差，闭着眼睛结婚，大致错不了。因为很优秀。城市里是优秀的大龄女青年剩下了，这么一级一级地找下去，农村最后就是一大批家境差一些的男青年剩下了。在八九十年代，那些曾经在城市里找不到人的男青年，最后都可以在农村找到不错的女人跟他们结婚。而现在呢，只要过了一定的年龄，农村青年男子最后往往就剩下了，一辈子结不了婚，因为他们找不到跟他们年龄能够配得上的青年女子。中国男女比例失调，大致是117：100，这种失调最后就以这种形式表现出来，让一大批农村男子一辈子单身，他们在为计划生育政策和中国文化重男轻女的习俗付出代价。如果他们能够找到朝鲜或越南女人结婚，这一辈子就不会打光棍，否则就只能单着。

三是使得一些生女孩子的家庭最后就结了后。这样的家庭最后注定会从农村消失。

城镇化影响中国农村的方式，主要有四种。

第一种就是当兵后，找个城市女朋友，最后落户在城镇。这样的不太普遍，不具有代表性，但是有。我们垸子里，大概有两三个吧。

第二种是做生意，然后迁到城镇。这样的在我们那里不普遍，但在很多地方比较普遍，特别是在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如广东、福建、江浙一带等等。

第三种，读书，到城市里工作，安家落户。这种模式是极具代表性的。像我们垸子，这样出来的人应该有几十。第一个是我隔壁的一个姐姐，1947年生人，文革前大学生，她最高做到西南物资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不过她对我们那里的影响倒不太大。我是我们垸子里的第二个，十来岁就出来了，很小就靠读书到大城市工作（在农村人眼里，这跟中秀才中举人差不多，显然是科举的遗风影响）。当时正值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因此对我们垸子里的后生影响很大。像我姐姐哥哥的孩子中，就有7个孩子受这种影响走了出来。我哥的三个孩子，四姐的两个孩子，三姐和二姐各一个孩子，都是这样出来的。其中有两个中毒很深，都快成书呆子了，结果我见了他们那种样子后，想办法让他们转向了生活，结果还好，两个都没成书呆子，现在都还很不错。而我们垸子里七八十年代生的孩子，他们中有好多人小时候都曾受到过我正面的影响，最终走出了那个村子。这也是我们垸子里人口和户数减少的原因。

第四种，打工。相当多的人在外面打工，主要是做建筑工，挣钱后就到城里买房，或者是到镇上，还有两家搬到周家岗那边公路旁做房子，迁走了。这样的有十好几户，也极具代表性。

我们那里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男人外出打工，主要做的就是建筑。这十年来，建筑工的收入增长很快。以前别人喜欢跟他们按天算工钱，做个工多少钱，现在更喜欢包工，做一栋房子多少钱，管你们用了多少工，都是那个价。因为现在的建筑工更少，需要更高的效率。农村的男子，80年以后出生的，做建筑工的不太多，主要是七零后六零后的，五零后也相对比较少了。八零后九零后他们看不起那个工作，也受不起那个罪。前面我有文章谈到过这些，建筑工工资的变化是中国农村人工工资水准变化的根本性因素，也是引发中国农村变化的革命性因素。第一批到城里买房的，是包工头儿；后来是一些技术工人，大工，技术好的，2003年以后，挣钱不少，现在大概一年十几万，他们中有的人就到城里和镇里买房。像我有个堂弟，一个人没有结婚，九十年代中后期他到我父母坟旁边儿建了一栋平房，这几年就不要那平房了，就到龟山镇上买了一套房子，三室两厅，十几万。那平房他也不住了，新房子一年他也住不了几天，他反正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挣多少钱花多少钱，他无所谓。

户数减少，户型变小，人口就大幅度下降了。降幅超过了60%，这就是我这次回家看到的情况。当这件事情真的发生在我身边时，我身上真的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每想起来就从头皮一麻到后瘠梁。1988年我写《土地的相对集中和中小城镇的普遍兴起》时，就知道有这个结果，那时农村人口转移是我研究的一个重点，但26年后，当这个结果真的来到自己的面前时，我还是吃惊不得知怎么是好！是哈，中国农村正在经历着巨变，这个变化我们须得要正视，一定要正视！一定要看得清清楚楚。它们是影响中国社会和经济最为重要的因素！绝对不对小视！

去年清明我回家，我嫂子说垸子里，传统的上垸，半垸子人，从过年后就只有我二娘一个老婆子，她连个说话的人也找不到。这次回家还好，这上垸留下来的人增加了，但也只有7个！另外，整个上垸只种了8斗田，大致相当于四五亩！

后面我们再细细说这种变化。种田，以及乡村社会从宗法社会到权力社会到经济社会的深刻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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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民眼中的农村和中国经济（二）   

关于农村经济，比如农民抛荒的事情，我们后面再讲。这里先谈谈中国农村上个世纪以来的巨大变化。安民认为，这种变化主要地表现为从宗法社会到权力社会，再到商品社会的巨变。

宗法社会主要以家族表现出来。比如我们长刘家垸，是明末清初从江西南昌梓溪迁居而来。从族谱上可以很清楚地查到，我们是刘邦的后裔，他的大儿子刘肥的那一支繁衍而来。迁到龟山的刘家，现在有好几个自然垸子，修族谱时，有的就合了谱。这表明我们是同族同宗。所谓同宗，就是用一样的辈分字派。这个现在的人可能很难理解。过去的农村社会，给孩子往往先取个比较贱的小名，好养活，但大了，上学了，就会取一个学名，也就是大名。那时的大名往往是按辈份来取的。比如我叫刘安民，这刘是姓，安就是我的辈，在辈后面再加一个字，合起来就是我的大名。我们垸子里，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生的人，才不喜欢用辈份，此前生的，一般都用辈份取名。比如上面说过的那个姐姐，叫刘安学。她是女孩子，安字辈，也用了辈份。其他如安记，安杰，安静，等等。兴字辈的如兴全，兴亮，兴武，兴田，兴平，兴龙，兴虎，兴芳，兴连，兴旺，兴汉，兴贵、兴元、兴度等等一大堆。我父亲叫兴发，我叔父叫兴祥（大家读古书的，应该会有体会）。他们比我们长一辈。再上面是先字辈，比如我曾祖父有七个儿子，按金玉满堂荣华富贵来取名，分别是老大先金，老二先玉，就是我亲爹，老三先满，老四先堂，老五先荣，老六先华，老七先富。老八没有，没生，因此有先贵之名而没有这人。

这样的好处就是，知道叫什么名字，就知道他是什么辈份的，知道该怎么称呼他了。这样的习俗，称呼并不以年龄而论，而是依辈份定的。有的孩子拖着鼻涕，但辈份高，人家几十岁的叫他叔呀爷呀爹的，很正常。

宗法社会是中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它主要是与政府的政权相衔接，管理家族内部事务。一姓，一宗，一个地方的，就形成家族。一个家族由族长和族中德高望重的老人们管理，它的表现形式是：族长，祠堂，家训和家法。族长和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者行使管理权力，他们有的还有组织文化活动的职能，如地方小戏，玩狮子龙灯，组织说书等等。祠堂是家族公共活动场所，一般是开会，召集进行大的活动，再就是执行家法，一般是族中某个或某几个调皮捣蛋不上进的青年男子干了坏事，就拖到祠堂里家法伺候，一般是打板子，批屁股。我们长刘家垸有两个祠堂，其中有个祠堂在解放初就不知道是倒了还是被拆了，另一个祠堂应该就在七八十年代拆掉的，小时候我们还见过。但是，因为时代的变迁，我们垸子里的祠堂，祖训和家法到底有哪些条款，我并不知道。家长也没有讲过，我们小时候也没有见过。但是大家到安徽去玩儿的时候，看那些保存完好的老祠堂，他们的祖训和家法条款一般却都还是存在的。

中国各个家族的祠堂，基本上都有祖训和家法条款，这个应该不会存在例外。

宗法社会到1911年清代灭亡，这个社会的基础开始被斩断了，因为它不过是忠君爱国行孝一类。其中第一大主题君已经不存在了。民国时期实行的是保甲制，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应该知道四川有个王保长王麻子的电视剧，李保田演的，就是那个时候的影子。保长甲长和族长并行，传统的宗法社会遗风尚存。建国后，农村开始是土改，土地归农民，后来是合作化，土地收归到集体，再后来是人民公社，那个时候实行的是公社，小公社（又叫片），大队，小队。这个时候中国农村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权力社会，权力体系已经渗透到这个社会的最底层。简单地说，小队得听大队的，大队得听小公社的，小公社得听大公社的，公社得听县里的。小队里一般三到四个官儿，分别是队长，副队长，会计（小队要核算），保管（财物公有，自然就得有保管）。我们小时候，生产队每年都要分东西，分粮食，分油，分鱼，分板栗，计工分。除了自家自留菜地里种的那一点儿菜外，其他所有的东西都得分，分不够，就得饿肚子，因此队长虽小，但却掌握着很多家庭的生计命脉。再比如五六七十年代工程很多，队里要抽人出去修工程，抽谁不抽谁，这个由队长说了算。重活儿谁干，轻活儿谁干，这些也由队长说了算。因此，农村的一个小队长掌握着资源，掌握着权力，这时中国农村社会就变成了权力社会。它是权力社会向农村基层政权渗透的影子。

农村基层宗法社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房头儿。哪几家是一房的，即是一个小祖宗发下来的。比如我们垸子，都是一个大祖宗发下来的。但大祖宗的后人不同，因此我们长刘家垸加上龟尾那边的刘家宕，就有六大房头儿，就是大祖宗后面有六大房，发成了这两个垸子的人。最初我们二小队的权力掌握在两个房头儿手中，后来我六叔回来了，他在外面当过兵，年轻力壮，见过世面，不久就当了小队会计。再后来就当了队长，组长。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六叔家就跟副队长、队长家吵过很多架，甚至打过很多架，表面上都是别的原因，可实际上就是为的队长副队长的权力，实质是争权——前面说了，有权力了，就有资源。这些都是人民公社制度和分田到户以后，中国农村进入权力社会的表现。农民很直接，不像城里人那样温情脉脉，或者玩儿阴的，他们直接就吵，吵不解决问题就骂，骂再不解决问题就用拳头干仗。谁的拳头硬，谁最后赢。据说他们当时为了争这个权力，都反复打呀选呀搞了好多次，其中房头儿的因素很重要，我六叔最后被拉了下来，因为我们这一房里，我三爹的孙子，我的一个堂兄反水了，被那两房拖下了水，背叛了我六叔，背叛了咱们这一房，最后就玩儿完。

农村权力社会对宗法社会最大的瓦解，就是文化。宗法社会有一整套文化观念，一整套价值观（不偷不盗不抢之类），基本上是以儒家观念为主，教人如何做人做事，如何忠君爱国，就是族训族规上面讲的那些。这些东西维持着农村社会的运转。它们就像是机器的润滑油一样。权力社会把那些东西全扔进了垃圾堆，全打倒了，封建的东西被打倒了，因此那些东西我们小时候知道得不多，这些乡规乡约，从五六十年代起，在农村社会就已经基本不起作用了。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生人，基本就不知道它们是些什么玩意儿了。因此中国农村七八十年代发生过很多偷盗抢之类的事情，在当时的农村老头儿看来，是不应该发生也不可思议的。他们往往想不明白，为什么几十年后发生这些事情那么多，而在他们小的时候，那样的事情一件也不可能发生，发生了就要被拖到祠堂里去打板子的。为此，他们总是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维护中国农村社会运转了几千年的那么些东东，就这样一下子就没了。其中有好些东西，并非坏的，而是有大作用的。比如信用。现在中国的商业经济，包括文化领域里，最缺的就是信用。

农村权力社会运行的根基，还有一点儿就是经济基础，最初就是农业税。农民种田要交税，要服徭役，村组干部不属于国家干部编制，他们没有收入，为什么干？中国是无利不早起的社会，他们没有一点儿利益是不会削尖了脑袋往村委会里钻的。这就是潜规则。向农民收税时，他们多收，然后层层截留。因此，村委会才有人干。一个村长，看到村里老百姓抽的都是五毛钱一盒的烟，他绝不会抽两毛钱一盒的，他只会抽一块或两块钱一盒的烟。当村民抽的是五块钱一盒的烟时，他抽的一定是十块钱一盒的。当村民盖的是两层小楼时，他一定也要盖两层的小洋楼，当村民盖的是三层小洋楼时，他盖的一定不会是两层的小洋楼。就是这样。这个才是村干部的心里，这个面子他一定会讲的。

而土地里种出来的东东是不值钱的，因此村长们要靠潜规则生存，谋取利益。最初是农业税，80年代中后期以后，就是计划生育超生罚款。再后来就是卖宅基地，这是最近几年的情况。

而90年代以后，中国进入了商业社会，特别是1998年房地产这个行业开始兴起以后，中国农村最大的变化就来了。相当多的农民要么靠做生意，要么靠工业，要么靠做建筑工挣了不少钱，他们就回家修楼房了。村干部靠潜规则挣到的那么些钱，很多农民靠外出打工做生意也能挣到。因此，中国农村社会就从权力社会进入到了商业社会，农村的价值尺度明显变了，金钱成为万能的尺度，大家都笑贫不笑娼。这个社会的评价标准已经完全不怎么样了。过去是农民见到村长要很客气很恭敬，现在则大为不然。农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怕村长了。现在客气还是有的，但是恭敬却悄然之间就没了。有些调皮捣蛋的年轻人，甚至客气都没有了。

农村权力社会瓦解的标志就是农业税的取消。因为农业税取消了，村长、组长潜规则就没办法进行了。它们是附着在农业税上的，农业税一取消，就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关系。村长组长没什么油水，加上近十年来建筑工和农村短工价钱直线上升，农村权力结构权力体系也就被严重动摇甚至有些瓦解了。

好在这几年还有农村宅基地，好在计划生育还有点儿尾巴在起些作用，否则农村村组两级，可能真的要瓦解了。

中国农村前100余年间，经历了由宗法社会到权力社会再到商业社会的大蜕变。权力社会对宗法社会的颠覆主要是文化的颠覆，权力结构的颠覆，族长没了。商业社会对权力社会的颠覆主要是经济的颠覆，权力社会的经济基础没了。

现在农村村组两级，主要掌握着种粮补贴、生猪补贴、宅基地、计划生育超生罚款这些权力和金钱分配权，这些，对农民影响已经不太大了。除了宅基地和超生罚款，农民基本上可以不鸟他们了。

而在城市，城镇周边农村在城镇化进程中，权力体系早已黑社会化了。因为村和组一级非国家公务员，而城镇化进程中，土地生意又有着巨大的利益。因此全国各地，城镇周边的农村村组两级在前20余年中，都迅速地黑社会化了。贿选，威胁选民的事儿是比较普遍的。因此，城市化过程中，相当多的社会财富被黑社会控制着。这就是中国城镇周边农村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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