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四号”飞船发射时为何要动用200床棉被？

小徐614

“神舟四号”飞船发射时为何要动用200床棉被？

2009-6-3



“神舟”四号飞船在内蒙古中部预定区域着陆

2002年10月6日，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决定，将在2002年底前发射“神舟四号”无人飞船！

“神舟四号”是航天员上天前的最后一次发射。如果发射成功，中国将结束无人试验，转入载人飞行。用航天人的话来说，“神舟四号”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最后一次“彩排”！

全国各大媒体很快发布了这一消息。

10月16日，另一消息也不期而至:俄罗斯“联盟号-U”火箭发射升空二十九秒后，突然爆炸，导致发射场一人死亡，八人受伤！

这对正在备战的中国航天人来说，无疑是敲响了警钟！

10月17日，中央专委召开第三次会议，国务院总理朱鎔基听取“神舟四号”及相关情况的汇报。中央专委听取汇报，已成中国航天发射史上的一个惯例。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研制“两弹一星”到90年代的对外商业发射，再到今天的载人航天，每次都是如此。几任总理的特点是:周恩来严肃、认真、仔细；李鹏小心、周全、谨慎；朱鎔基洒脱、直率、大气。为叙述准确，我找到了此次会议留下的原始纪要。根据纪要记载，会议召开的时间是2002年10月17日下午15时30分，地点在国务院第四会议室，主持人是朱鎔基。参加会议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总参谋长傅全有、总后勤部部长王克、总装备部部长曹刚川、国防科工委主任刘积斌、外交部副部长王光亚等。会上先由总装备部部长曹刚川分别汇报了前三次发射的简要情况、“神舟四号”的准备情况以及载人航天下一步的计划等。

会议采取边汇报边讨论的方式。在整个汇报、讨论过程中，由于朱鎔基惯有的风趣幽默，许多重大严肃的话题讨论起来像聊天一样，会场气氛显得很轻松。比如，当谈到航天员要在天上待五天、航天员要经得起寂寞时，朱鎔基便说，不是寂寞，是紧张，航天员在上面能睡得着觉吗？我就睡不着。当谈到上几个航天员的问题时，有人说，上一个航天员比较合适，如果上两个，从天上回来后，谁走在前谁走在后还是个问题呢！朱鎔基便说，两个人并排着走嘛！当谈到发射一次要花多少钱时，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张庆伟说，一枚火箭是一点八七亿，飞船是四个亿，发射一次大概需要八个亿。副总指挥胡世祥插话说，张庆伟他们是用钱大户，火箭、飞船都是他们搞的。朱鎔基笑了，说，你会要钱，他会花钱。结果引出会场一片笑声。

但当谈到“神舟四号”的发射时，朱鎔基则一脸严肃。他说，这次试验是最重要的，是历史性的。最后一次无人试验后，我们就要开始有人的世纪了，所以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你们向我要多少钱我都给，拜了三百六十拜，就差一哆嗦！总之最后这个阶段，国防工业系统的各个公司、各个单位，凡是与此有关的，都要作最后的动员，确保质量，万无一失，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不行，人的生命是最关键的！

10月30日，“神舟四号”飞船和运载火箭从北京顺利运抵酒泉发射场。此次吸收了前三次发射的经验与教训，所以飞船、火箭进场后，无论系统测试还是联合检查均进展顺利。11月8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一结束，“神舟四号”第一次指挥部会议便在酒泉基地小礼堂隆重举行。由于指挥部几位主要领导刚从十六大会场赶回发射场，所以有人开玩笑说，他们的身上还带着人民大会堂的气息！

会议主持人胡世祥首先发言。他说，“神舟四号”第一次指挥部会议选在今天召开，就是想借十六大的东风把这次发射搞好。不过这次发射新闻媒体也跟得太紧了，跟得我们压力有点大。本来新闻的炒作只有三天，我们的事却被炒了一年，越炒越热。我是不上网的，可昨天上网一看，吓我一大跳，网上的文章几乎全是“神舟四号”的，我们一点隐私都没有了，让人心里有点发慌！大家想想，现在外面什么都讲了，这次打不成功怎么交代？

接着，载人航天工程新任总指挥李继耐讲话。他说，“神舟四号”发射事关全局，备受关注，党中央和全国人民都在等着我们成功的消息。江主席对这次发射很关注，也关心发射场的同志。我给大家讲一件事情，江绵恒副院长(笔者注:江绵恒是江泽民之子，时任中科院副院长、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这次临来发射场的时候，江主席把自己视察部队时穿的军大衣、军帽都让他穿上、戴上了。领袖也有人之常情嘛！胡锦涛总书记也很重视这次发射，我们的工作计划随时都要报告中央。希望大家扎实工作，一定圆满完成这次任务！

最后，会议将“神舟四号”的发射时间初步定在了12月29日。

于是，发射场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热烈起来，参试人员更是信心十足。飞船系统在加注飞船燃料的同时，针对“神舟三号”曾出现的问题，对飞船的所有插座进行了严格检查，十三个系统相互间进行了“亲密对话”，对二十五个问题进行了彻底“清零”，还在发射塔上开展了一次紧急撤离大演习。基地的发射官兵们更是小心翼翼。他们对发射场上数千台(套)地面设备进行了严格检修，而且谁检修的设备就在这台设备上贴上谁的名字，若出了问题板子就打在谁的屁股上。在垂直总装测试大厅的上方，还赫然挂出一幅巨大的标语:千方百计发现问题，千方百计解决问题，千方百计防止差错！而此时的张建启已由副司令晋升为司令员，成为“神舟四号”的发射指挥长。吸取上次火箭被撞的惨痛教训，他在发射场上喊得比谁都凶:翻箱倒柜找问题，挖地三尺查隐患！

但就在这时，国外航天发射失利的消息再次传到发射场:2002年11月28日，法国“阿里安-5”运载火箭发射进入十秒倒计时之际，因制冷点火装置出现故障，发射被迫取消。接着，12月11日，“阿里安-5”运载火箭再次发射，火箭升空后仅三分钟，便横空爆炸，卫星随即坠入大西洋！

四天后，一股从西伯利亚滚滚而来的寒流扑向中国大西北，扑向戈壁滩，扑向发射场！

西伯利亚的寒流是在一夜之间到来的。寒流先是横扫欧洲，而后越过天山东部山口，一路滚滚而来。寒流到来的直接结果是，发射场的人们翌日清晨刚一睁眼，便发现纷纷扬扬的大雪已经覆盖整个发射场了！

这一天是2002年12月21日，离“神舟四号”的预计发射时间还有八天。很快，酒泉基地气象室通过对三十多年来的气象资料的详尽查阅、分析，作出预报:此次寒流来势凶猛，为戈壁滩上三十年来所罕见，届时将会给发射场带来一场强降雪，造成超低温天气，最低气温很可能接近零下三十度！

果然，漫天的大雪整整持续了两天两夜，发射场最低气温很快降至零下三十度！基地很多老人都说，在戈壁滩上呆了一辈子，像这么冷的天、这么大的雪还是第一次看见。我从小生长在南方，当兵也在南方，虽然后来在北京生活了近二十年，但零下三十度的日子也是从来没遇到过。冷，的确很冷！我裹着厚厚的棉大衣站在发射塔下，还一个劲地哆嗦。而忙于火箭、飞船的航天人更冷！这冷不是冷在身上，而是冷在心上，尤其是发射指挥部的几个头头们！

最“冷”的恐怕要数基地司令员张建启。基地上次不小心撞了火箭，差点惹出惊天大祸。这次不知为什么，又惹老天爷翻了脸。作为发射场的负责人，张建启当然紧张。他马上让基地气象人员对发射场区近四十年的气象资料进行分析统计，看近四十年来发射场每年冬季出现低温是在什么时候，最低气温低到什么程度，每次“发射窗口”的低温又是多少。结果发现，往年这个时候发射场的气温不过就是零下七八度，四十年中的最低气温也从未超过零下十八度！如果“神舟四号”发射日定在12月29日，届时发射场的最低气温将是零下二十四度，“发射窗口”的气温是零下二十五点五度！

气象预报一出，大总师王永志着急了！王永志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在戈壁滩上参加导弹火箭的发射，搞了一辈子的航天，遇上零下几十度的低温还是头一次。他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近两天也和年轻人一样，在七十多米高的发射塔上爬来爬去。甚至有时半夜三更还会被一个电话突然叫醒，然后匆匆赶到现场，查找，分析，再会商，一折腾就是一个晚上。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四号”，他一直就没休息过。由于劳累过度，加之精神紧张，就在飞船总装结束的当晚，他刚从现场回到招待所，便突然病倒了。他被送到基地医院后，医生诊断为急性胆囊炎。但基地没有进口特效药。张建启司令员急了，下令马上赶到二百五十公里外的酒泉医院取药，天亮前必须送回！随后，张建启打电话报告了胡世祥。胡世祥当即决定，马上想法用飞机把王永志送到北京！第二天，空军部队的一架测控飞机便将王永志送到了北京。北京当天传回消息，若晚送到几个小时，就有生命危险了！

在寒流袭击戈壁滩发射场的同时，位于千里之外的内蒙古大草原的飞船主着陆场同样是风雪交加，黄沙漫漫，气温也已降至零下三十度！入冬以来连降几场大雪，加上此次滚滚寒流的突然入侵，绿色的草原变成了白色的雪原。许多在外执勤的科技人员鼻子耳朵冻得失去了知觉。就连一些大型设备，用航天人的话来说，也被冻得“呆头呆脑，反应迟钝”了。有一台仪器不能正常工作，科技人员竟用电磁煲给它保暖！

在如此恶劣的气候条件下，一个庄严的仪式在寒冷的发射场隆重举行。这天上午9时，七大系统的总指挥、总设计师和全体试验队员分成两排，并肩站在一面巨大的国旗下。国旗的另一侧，是威风凛凛的仪仗队员。这时，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倪萍双手捧着一个红色的锦绣小包，微笑着走上前来。锦绣小包里装着采自全国三十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香港、澳门、台湾三地的三十四种泥土！倪萍将锦绣小包郑重地放在飞船总师的手上，飞船总师再将这个小包传递到火箭总师的手上，再依次往下传递，最后传到仪仗队的手上。然后，锦绣小包经过公证员公证，由科技人员放进了“神舟四号”，届时它将随飞船一起升空，在飞船凯旋后，再在2003年的春节晚会上亮相！

然而，热热闹闹的仪式结束后，等待航天人的却是更加恶劣的天气！当晚基地气象部门报告:发射场气温为摄氏零下二十八度！

人与老天爷的矛盾，无法避免了。

在气温摄氏零下二十度以下的条件下发射火箭，不仅中国从来没有，就是全世界也无先例。按照中国写进发射条文的规定，发射火箭时，最低气温不能超过摄氏零下二十度！也就是说，零下二十度是中国火箭发射的极限。因为低温发射对火箭有诸多不利，如会导致密封圈失效，引起燃料泄漏，诱发管路堵塞，造成电缆插头接触不良，等等。尤其是火箭发动机的可靠性要求极高，倘若低温环境超越底线，后果不堪设想。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发射，现场气温为零下二度。当时一个工程师曾经提出，低温下发射容易引起橡胶密封圈失效。此意见虽引起争议，却最终被高层主管忽视。后来便发生了全地球人都知道的那场“挑战者号”大爆炸、七名航天员遇难的惨剧！据说这位工程师得知消息后，捶胸顿足，痛悔不已，咆哮道，这简直是一场太空大屠杀！

怎么办？前三次发射，问题不在火箭上就在飞船上。可这次问题既不在火箭上也不在飞船上，而在天气上！

低温，成了整个发射区关注的一大焦点。

指挥部当即召开紧急会议。总指挥李继耐头天晚上一夜没睡，他连夜查阅了世界各国有关低温条件下发射的资料，并作了一个统计。所以，会议一开始他便宣布了一个数据:在全世界的航天发射中，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事故都是由低温引起的，并举了美国“挑战者号”爆炸的例子。他告诫专家们对大自然要充满敬畏之心，一定要居安思危，引以为戒，高度重视这次发射中的低温问题，加强火箭、飞船的保温工作。

会后，发射场迅速展开一系列保温工作。此时火箭飞船已转运至发射场，飞船燃料也已加注完毕，如果气象条件允许，29日凌晨将实施发射。于是，为了给火箭保温，发射场专门成立了临时“火箭飞船抗寒抢险小组”。工作人员先是弄来两台小型热风机，放在发射平台上，向火箭发动机舱内送热风。不料火箭舱体为金属材料所制，受热快，散热也快，加之外面温度很低，热风送进去很快就凉了。接着，又启动了二十多台大功率空调，二十四小时昼夜不停地给火箭强行送暖。再接着，又给火箭、飞船套上“防寒服”，贴上泡沫塑料，再用几千瓦的电灯泡照烤……

但是，凡中国航天人能想到的办法———不管是土的洋的，都用上了，专家们还是不放心。尤其是火箭飞船竖在发射塔上后，袒露在戈壁滩寒冷的冬夜里，有一天晚上气温居然下降至零下三十二度！于是火箭、飞船系统的几位老总睡不着觉了，黑灯瞎火地爬到发射塔上，围着火箭飞船转来转去，一会儿用手摸摸火箭的肚子，一会儿用嘴吹吹热气，久久不肯离去，像守护着自己即将出嫁却又缺衣少穿的闺女。

后来，司令员张建启一声令下，让部队战士从招待所火速扛来二百床被子，然后将被子一床一床地包裹在火箭飞船的关键部位上。为防止被子撤下时发生遗漏，工作人员给二百床被子一一做了编号，并将每床被子落实到人———谁抱来的被子到时再由谁负责抱走！

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张庆伟对逃逸发动机很不放心，专门带着航天动力技术研究院院长周为民、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院长雷凡培从北京飞赴发射场，一下飞机便登上发射塔，反复询问、查看，最后要求在发射现场对密封圈进行零下二十七度的低温试验。

12月26日晚，副总指挥长胡世祥召开指挥部会议，讨论发射日期问题:到底是29日发射还是30日发射？因为根据气象预报，30日以后还会有更大的寒流袭来，很难找到更好的发射窗口。所以“神舟四号”的发射日唯有在这两天中选择。

会上自然就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倾向29日发射，理由是全航区均已排定29日发射的所有工作程序，并已正式报告中央，李鹏同志也确定要来观看发射，若推迟一天，就要重新调整全航区的工作程序。再说万一气象预报有误，30日天气更糟，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此外，“远望号”测量船已经在太平洋上恭候多时，海上风急浪大，多待一天就多一分风险，还多花掉近一百万人民币。另一种意见则主张30日发射，理由是，根据气象预报，29日的最低气温是零下二十四度，“发射窗口”的温度是零下二十一点五度，而原有发射文件规定，“发射窗口”的温度不能超过零下二十度，现在超过了一点五度，所以不符合发射文件的规定。如果坚持29日发射，就要修改发射文件。而发射文件是国防科工委定的，一旦要改，就必须重新走一套程序，非常麻烦。再说了，中国航天史上没有在零下二十一点五度发射的先例，如果破例，有很大的风险性，万一到时出现问题，谁来承担这个责任？谁又承担得起这个责任？

最后，会议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了超过规定发射气温下限的这一点五度上。虽然“1.5”在人们平常的生活中是个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温度数字，但在科学场，在发射场，却是一个相当微妙的沉甸甸的数字，它既可把火箭推向万里太空，又能把火箭打入十八层地狱，就看这个神奇的小数点关键时刻是偏左还是偏右了。那么到底是维护原有标准，推迟发射，固守这个小小的“1.5”？还是打破原有规则，按原计划发射，忽略这个小小的“1.5”呢？固守，有固守的道理；打破，有打破的理由，双方各执己见，十分为难。

这个晚上，胡世祥作为发射场的最高指挥官，自然深感责任重大。胡世祥是发射场上有名的“胡大胆”，犯难、发愁这些字眼在他的人生字典里似乎就从来没有过。所谓“大胆”，是指他在关键时刻常常能镇定自若，敢于拍板。自三十二年前他用他右手的大拇指按动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发射点火按钮后，大大小小的发射他已经历了上百次！但别说零下二十一点五度的发射没有经历过，就是零下十一点五度的发射他也没经历过。所以，这小小的一点五度一夜之间就让他似乎老了好几岁。我知道，过去他在西昌基地当司令员时，每次发射卫星，气象问题几乎都是焦点，总让专家们脑袋发胀。如果是发射卫星，像这种情况，一向干脆利落的他早就下定决心了。但这次发射的不是卫星，而是至关重要的“神舟四号”飞船，不到万不得已，他岂敢轻易拍板！根据我对他的采访，其实他是主张29号发射的。他说，发射计划已经上报中央，发射若推迟一天，不仅要惊动中央，发射试验文书还得重新修改、重新下达，而且发射塔上的保温设备和全航区上万台(套)仪器设备还要多工作二十四小时。夜长梦多，这二十四小时能不能支持得住，能不能保证不出纰漏，是个严峻的考验。如果30日如气象预报所说温度能够回升，当然是万事大吉，再好不过了。但万一30日老天翻脸，气象突变，变得比29日更冷，你想发射都发射不了，怎么办？真是前有狼、后有虎啊！

这个晚上，基地司令员张建启内心同样是七上八下，矛盾重重。作为发射指挥长，如果所有专家都同意29日发射，就他一人反对，他不在发射书上签字画押，也发射不成。但他清楚，发射场上任何人的固执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根据我对他的采访，其实他是不同意29日发射而主张30日发射的。他说，从我近几天对气象情况的分析判断来看，30日气温回升的可能性较大。如果在30日发射，火箭会更安全一些。但推迟一天，全航区的工作程序都要变动不说，光是发射场区的一揽子事情就千头万绪，万一捅出新的娄子，如何了得！再说了，老天爷的脾气谁摸得准？万一30日天气变得更坏，怎么办？所以我也是左右为难，犹豫不定。

火箭系统的两位老总黄春平和刘竹生，这个晚上也很犯愁。本来，一开始黄春平底气很足，曾经拍着胸脯说过，我们的火箭不怕撞，不怕冷，29日发射没问题。可随着发射场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气温一天天下降，他的底气也开始有点下降了。特别是当火箭总师刘竹生将一份刚刚查出的资料放在他的手上后，他也不再明确坚持29日发射了。因为这份资料显示，在去年国外的一次发射中，由于温度太低，造成火箭储箱尾部燃料输送管冻裂，无法将燃料送入发动机，结果导致发射失败！所以当胡世祥让他表态时，他小声嘀咕了一句，说，我看还是推迟一天吧。

胡世祥一下子笑了起来，说，你上次不是胸脯拍得山响，说29日发射没问题吗？怎么现在又变了？

黄春平好像很委屈，说，上次是你逼着我表的态嘛！我回去后，大家有意见，说万一29日出问题呢？我也得听群众的意见啊！

会上便有了笑声。这笑声自然浸着几丝凉意，也含有几分苦涩。

总之，在戈壁滩上这个寒冷的冬夜，老天爷抛出的一道难题难住了中国的航天大专家们。会议开至深夜，意见也未统一。

第二天一大早，胡世祥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知基地副司令员崔吉俊，让他赶紧组织人做一次试验，看火箭裸露在外面时，箭体温度下降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拿出一个科学的试验数据来。

崔吉俊火速赶到特燃供应站，找到站长李树斌。李树斌让战士锯下一截铝合金管，然后放在电暖器上，使其升温。后来李树斌见升温速度太慢，干脆把管子拿到洗澡堂，用热水冲泡。然后再将管子搁在零下二十八度的室外，进行观察。晚上六点，试验结果出来了:火箭裸露在零下二十八度的空气中时，每隔五分钟箭体温度下降一度！

崔吉俊立即打电话向胡世祥报告这一试验结果。

当晚七点半，指挥部再次召开会议，会议主题还是确定发射日。所有工作都在等着安排，当晚必须拍板———这是决策的最后时限。

会议上还是两种意见，还是没完没了的争论。

胡世祥提出一个问题:按照过去的发射程序，火箭点火起飞前四十五分钟，必须打开搂抱着火箭的发射臂。但根据今天新的试验结果，发射臂打开后，火箭露在外面，每五分钟温度就会下降一度，等到点火发射时，火箭原有的温度就已经降得差不多了，怎么办？

有人建议:推迟打开发射臂的时间，火箭点火前二十分钟再打开发射臂！

有人担心点火前二十分钟才打开发射臂太紧张。一是发射场所有人员要撤离现场，二是裹在火箭飞船上的二百床棉被必须一床一床地撤下来，万一时间不够，手忙脚乱，乱中出错，留下一床棉被，让火箭裹着这床棉被飞到了天上，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

有人主张把给火箭送暖的时间再延长一点，在火箭点火前三十分钟打开发射臂，再对撤除棉被的人员进行严格组织，不会有问题。

最后，大家的意见基本趋于推迟一天，即30日发射。

于是，胡世祥让七大系统的老总们表态:推迟一天，大家同意不同意？

火箭、飞船系统表示同意。其他几个系统说，只要火箭、飞船系统同意，我们没意见。

胡世祥又开起了玩笑，说，要是30日比29日更冷，你们也同意吗？

专家们都笑了，说，同意！

好，那就31日0时40分准时发射！胡世祥一锤定音。

12月29日，果然如气象预报所料，气温降至零下二十四度，而且已经到了下午，还在继续往下降，看不出回升的迹象。

12月30日，李鹏携同夫人朱琳到达发射场。当天到达发射场的还有吴邦国、贾庆林、宋健等人。发射场的气温这天一直处于零下二十四度。七十多米高的发射塔上，寒风凛冽。风呼呼地刮着，发射官兵们个个冻得瑟瑟发抖。为了便于操作，他们脱掉棉大衣，两小时下来，不仅脸上凝成白霜，耳朵冻得青紫，手上、脚上也结了冰，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相互间的工作配合，只能借助僵硬的手势。

30日晚11时30分，指挥员下达了“六十分钟准备”的口令，即是说，离发射还有最后一个小时。而此时发射场上的气温依然在零下二十度以下。低温问题成了悬在专家们心头的一把利剑，仿佛随时都有突然劈下的可能。

就在人们为低温捏着一把汗的时候，发射塔上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按照发射程序，发射塔活动平台上的四根防风拉杆此时应该慢慢收回。可当地下控制室的操作员按下回收按钮时，防风拉杆却纹丝不动。

怎么办？如果防风拉杆不能收回，火箭点火起飞时，必将被这四根防风拉杆拦腰拽住，结果自然是箭毁船亡！

坐在指挥大厅的指挥官和专家们坐不住了。

发射场上的官兵们这时很快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电动不行，采用“人动”。于是几位操作手带上工具，冲上高高的发射塔。此时火箭飞船的燃料早已加注，任何动作稍有不慎，都有可能酿成大祸。官兵们很快判定，防风拉杆不能启动，是因天气寒冷，气温过低，被冰霜凝冻住了。于是操作手立即打开气阀，让喷出的热气给气缸加温。不一会儿，其中一根防风拉杆开始松动并慢慢收回。

但还有三根防风拉杆依然故我，一动不动。

此时，离发射还有五十五分钟。若不尽快收回剩下的三根防风拉杆，今晚发射必定推迟无疑。而发射一旦推迟，天气一旦骤然变坏，气温继续下降，后果不言而喻。

在此紧急关头，官兵们果断使用了一种从未用过的“反螺旋顶”特殊技能，最终让三根防风拉杆一一收回。当这一切结束的时候，离发射还有三十五分钟。此时官兵们身上的汗水早已结成了霜。

离发射还有最后三十分钟！

此刻，在发射场区一间小小的屋子里，一只小小的温度计把好几位大专家吸引在了自己的身旁。专家们围在温度计的四周，看着温度计里的水银柱，目不转睛，全神贯注。细细的、温柔的水银柱，时而上升，时而下滑，专家们的心也和水银柱一样，时而上升，时而下滑。水银柱往下落，专家们的心就往下沉；水银柱往上升，专家们的心就往上爬。站在旁边的几位女技术员，竟在心里开始默默祈祷了！

遗憾的是，老天无情。此刻温度计上仍然显示:低温零下二十一度！而且，水银柱还在缓缓下滑……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世事变化无常。最放心的事，常常问题突发；最担心的事，却往往急转乾坤。就在这时，奇迹出现了！戈壁滩上突然刮起一股强劲的东南风，正在下滑的水银柱很快开始掉头缓缓攀升。气象专家刘汉涛说，随着这股东南风的突然出现，温度开始回升，而且很快回升到零下十八度，然后基本就稳定在了零下十八到十九度之间。当时看到气温回升，我们高兴得忘乎所以。只是这一现象我们无法解释。

2002年12月31日0时40分，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火箭腾空而起，“神舟四号”成功起飞，准确入轨，如期返回！这次发射不仅创造了中国超低温发射的奇迹，而且创造了世界航天发射史上超低温发射的最新纪录！

也许，航天发射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它的风险性和不可预测性，就在于它不可能事事如意、一帆风顺。倘若没有挫折的心酸与失败的痛楚，成功的滋味还会那么痛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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