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崛起的优势》：透视中国科技高端人才

顾汉现

《中国科技崛起的优势》：透视中国科技高端人才


发布时间：2009-6-4 8:52:39


《中国科技崛起的优势》：透视中国科技高端人才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Denis Fred Simon（丹尼斯·弗瑞德·西蒙）和纽约州立大学高级研究员曹聪（也是科学网著名博主）合著的《中国科技崛起的优势：评价高端人才的作用》（China’s Emerging Technology Edge：Accessing the Role of High-end Talent）2009年4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对该书的副标题之兴趣比主标题还要大，这是因为，两位作者在中国科技人力资源研究方面都颇有造诣。早在1975年，西蒙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硕士学位论文就是关于”中国的人力规划”, 而曹聪当年的博士论文内容便是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后来他与著名中国科技问题研究专家苏迈德教授共同研究过中国年轻科技人员的状况，他自己还独立研究过中国人才外流问题。

本书由引言和9个章节组成，9个章节的题目分别是：1.人力资源、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2.中国的人才挑战；3.中国科技人力资源：结构与特征；4.高等教育和“输送管线”中的科学家与工程师；5.中国科学家与工程师的利用状况；6.人才外流、人才回流与人才环流；7.中国科技人才的供求：关键驱动因素；8.关键新兴技术领域中的中国人才；9.中国人才大军(talent pool)何去何从？

第1章分析了人力资源、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第2章“中国人才问题起源”一节中，作者列举了“文化大革命”造成人才断层、人才外流、人才培养质量问题（作者强调指出，高等教育资源分配至今仍过度向“985”高校和“211”高校倾斜，而忽视了广大非重点高校的质量改善）、人口老龄化等突出问题。笔者感到较遗憾的是，他们未能仔细分析中国人才培养方面长期存在的另一个突出问题——过度政治化。年轻学子无奈地背诵他们未必相信的一些内容，以应付研究生统一考试中的政治试卷。此举不仅浪费其时间，更严重的是造成犬儒主义的生活态度。

中国讨论很多问题时，缺乏明确的定义，结果辩论的双方就打乱仗。本书作者竭力避免这样的问题。比如第3章中，他们列举了符合“高端人才”条件的几类人：两院院士；获得“百人计划”、“长江学者”或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的学者；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者；获得国务院或省政府颁发的特殊津贴的专家；进入“百千万人才工程”计划者；有博士后经历者；博士学位拥有者。以上人员当然有相互交叠，比如有博士学位者才可能做博士后，但即使将这7类人简单加起来，也不到3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0.03%弱, 是个很低的数值。因此说，中国高端人才奇缺这一论断是不成问题的。

第4章是用数据说话的。作者指出，不能说现在的大学仍然属于象牙之塔，但是，一些走出大学校园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甚至大学教授都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5章的内容也很精彩，大家从以下的几个小节标题就能看出来：“学者官员、知识分子、干部、级别”；“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工作分配、晋升、流动和报酬”；“年轻科研人员的职业前景”等等。

第6章是全书的最亮点。作者试图回答为什么一流人才回归不足的问题，列出了几个因素：1.中国仍是关系社会；2.由于国内很多科技人员并非处于国际前沿，海归往往发现难以找到交流对象，难以找到帮手，结果想做的事做不成；3.海归不得不适应国内的政治环境；4.国内学术造假等科研诚信问题很严重，留学生不得不考虑是否要去这样的地方工作；5.搞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仍然受到种种限制，有各种雷池不许跨越；6.政府一直号召留学生回国服务，但某些有武大郎开店心态的校长、所长不一定欢迎海归。我觉得，这些分析很犀利，但还不够全面。影响海归积极性的因素很多很复杂，这里只说本书未深入讨论的两个方面：他们是否愿意让自己的子女在中国现行教育体制下遭受摧残（至少是身体健康方面，且不说心理）？如果他们想要两个孩子，在第二个孩子出生之前，敢不敢回国？

第7章用定量模型进行了人才需求预测。其结论是，由于教育质量不理想，由于人口构成的变化，中国将面临人才短缺，除非切实改进教育质量，人才短缺现象会更加恶化。第8章分析了中国在一些高技术领域的人才状况，包括软件、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领域。

在第9章，作者对改进中国人才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第一，克服人才培训与利用方面的一些结构性障碍，例如，如何解决课堂教育与未来的岗位要求脱节的问题，如何吸引高端人才担任大学校长，加强在职培训等等；第二，进一步加强研发投资，这不仅是为了吸收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而且是为了提高其水平；第三，中国需要逐渐培育鼓励创造的文化。

我的总体感觉，这本书数据翔实、论证充分、观点鲜明，对于关心中国科技人才现状与发展趋势的国外朋友来说，是本极好的参考书。国内读者总希望研究中国的海外学者由于其超然的视角，能够提出一些我们自己尚未发现或尚未认清的问题，例如，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对中国的一些分析，我们觉得很有震撼力。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本书还不够“解渴”。当然，这可能是苛求作者了，因为此书的定位，并非是“第三只眼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