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时期，蒋介石有多少钱？

王兴

大陆时期，蒋介石有多少钱？
短史记   文 | 杨津涛

考察“蒋介石有多少钱”，首先当然是要厘清他有多少私人财产。

炒股收入

蒋介石家境普通，早年参加革命，不事生产，自然没什么积蓄。1920年，蒋与陈果夫等人筹组上海证券交易所五十四号经纪人号，取名“茂新公司”。生意差的时候，一天能赚佣金三十多元，生意好的时候，能超过两千元。

因炒股收入，蒋介石一度生活奢侈。1920年岁末时，蒋介石核查账目，发现全年花费达七八千元，于是在日记中写道：
“奢侈无度，游堕日增，而品学一无进步，所谓勤、廉、谦、谨四者，毫不注意实行，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药矣！”
1922年，上海股市崩盘，蒋介石也没法再维持从前奢侈生活。

1924年，因葬母等原因，蒋介石欠下一大笔债务。他写信给张静江，希望以其“个人亏空名义报销”债务。信寄出后，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做了“自我批判”：
“今日为企图经济，踌躇半日。贪与耻，义与利四字，不能并行而不悖，而为我所当辨。如能以耻字战胜贪字，此心超然于利义之外，岂不廉洁清高乎！一身之荣辱生死，皆为意中事，安有顾虑余地乎！”

职务薪水

对蒋介石而言，当官才是一生主业。

依照1933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特任”级公务员月俸800元。蒋介石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与五院院长一样，拿这个最高标准月俸。1946年的《修正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特任级官员依旧是月俸800元。
20世纪30年代，中国物价很低，南京的大米每斤大洋4分，牛肉每斤大洋3角。蒋介石这份薪水，可谓相当之高。
工资之外，蒋介石名下还有“特别费”，标准是每月3万元法币。比如，1936年12月，财政部致函中央银行：
“兹请贵行在国库项下拨付委员长二十五年七月至十二月份特别费每月各三万元，共计国币壹拾捌万元……”
此外，蒋还能根据需要，向财政部、中央银行申请大额特别费。



图：抗战期间，蒋介石在重庆

个人资产

蒋介石的个人资产有多少，目前还没有权威统计。但有两份资料，能让我们大致了解一二。

第一份，来自蔡元培日记。

1935年1月1日，蔡元培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公益组织，为找人募捐而在上海做的一次调查：
“急赈灾区普捐会为普遍起见，首先调查本埠富有阶级，决募殷富捐……国府要人之财产多系秘密，而就可调查之范围内调查，则诸要人在本埠所有财产估计如后：蒋介石，房产、地产一百三十万元，不动产约一千万元。宋美龄，不动产及动产合计三千五百万元。宋子文，不动产及动产三千五百万元。孔祥熙，不动产及动产一千八百万元……”
如果这份信息可信的话，那么，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在上海即拥有4630万元的财产。但今人已无从知晓急赈灾区普捐会此调查的依据何在，其调查结论，只能聊备一说。

第二份，来自日本特务机关所散布的《登集团特报丙第一号——政府要人上海外国银行预金调查表》。

该调查表“作于昭和14年10月17日（即1939年10月17日）, 调查者为登集团参谋部, 报告注明为‘情报’,‘秘’级。”该调查报告，共列有国府高层政要29人，统计其存款总额为78606.7万元。其中，蒋介石名下有存款6638.5万元，合809万美元。
所谓“登集团”，即侵华日军第13军（该部代号为“登部队”）。国内部分学者对该调查的真实性很困惑，一方面，认为“日本人一向重视对国民党的情报工作，但该调查报告因无其他材料佐证，我们一时无法判断其可靠性如何”；另一方面，又觉得“日本为了打击其敌手，可能利用对其敌手不利的材料，造谣生事，蛊惑人心。其时正值抗战时期，国民党站在抗日立场上，正是日本的敌手。但该调查注明为秘密情报，非为公布用，有意造假的可能性似不大。”(汪朝光：《关于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私人财产的一例调查》，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
据美国底特律大学教授戴鸿超的研究，日本当局确曾在战时制造过针对国民政府高层的财富谣言。其中最著名的一则，即通过散布所谓国府要人在外国银行的存款，宣传“宋子文是1940年代的世界首富”。美国联邦调查局因此秘密调查了宋在美国花旗银行与大通银行的存款，据1983年解密的调查局文件，“证明这一消息是来自日本的战时谣言。
”考虑到“登部队”本身即负有对华宣传战的任务，所谓《登集团特报丙第一号——政府要人上海外国银行预金调查表》的真实性，是极为可疑的。可惜的是，战争结束后，“登部队”秘密焚毁了其几乎全部档案文件，今人已很难进一步查证该调查报告出炉的前后始末。
去台后，蒋介石夫妇损失了大部分财产。郝伯村在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曾言：
“你说贪污腐化？你看老总统在溪口的房子，他来台后也没买房子，蒋经国也没有自己的财产……当然他们过去不能说没钱，也许在南京或哪个地方有房子，但都丢掉了，如果说他们贪污，应该买了很多东西带出来，但并没有。”
2003年宋美龄逝世，孔令仪也对外声称：姑姑一生不管钱，身后仅留下12万美元银行存款，别无其他资产。宋美龄晚年在纽约的生活费用、医疗费用，是由孔家支付的。



图：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合影

蒋介石的用钱风格

1、为政治需要，频繁动用国库

动乱时代，蒋氏为稳定政局、统一政权，常随局势发展临时制定策略，花费大量金钱应对战争或收买政敌，无法正常履行政府预算。
试举几例。

（1）重金收买冯玉祥部将
1929年5月，冯玉祥以中央不给国民军发饷为由，通电反蒋。国民政府免去冯一切职务，并驳斥称：国民军的军饷，“每月由中央协拨50万元。讨逆军兴以后，尤特加补助，计4月份所拨达150万元。而本月铣日中央尚在沪拨付50万元……”指责冯截留了中央给国民军的军饷。
为瓦解冯部，蒋介石命人给冯玉祥所部大将韩复榘、石友三各送军费100万元，许诺继续让韩复榘任河南省主席。此后，国民政府绕过冯玉祥，每月给韩、石军费各60万元。韩、石二人稍后倒戈投蒋。
这些钱，均取自国库而无正规程序。

（2）以高于飞机原价招降两广空军
1936年，桂系李宗仁与粤系陈济棠联手，发动“两广事变”。陈济棠的广东空军有飞机一百余架，数量超过南京空军。广东飞行员钟锦棠回忆：
“蒋介石方面，为了对付西南称兵的局面，除派陈诚、罗卓英率领30万大军包围粤北外，为了配合陆军进攻，便对广东空军进行收买分化，以瓦解陈济棠的空军实力，特派特务头子戴笠、郑介民等携带巨款亲赴港穗进行收买广东空军活动……拟订每架飞机2万元，官加一级，队长还附有汽车、洋房等优惠条件，作为广东空军反陈投蒋的代价。”
广东空军70余架飞机、120余名飞行员在黄光锐的率领下投奔南京，陈济棠遂大势已去。戴笠当年奉蒋介石之命收买两广空军，“所花的钱，已超过了所得全部飞机的价值”。

（3）凭手令自国库支出经费，资助他人
这种拨款相当多。1934年12月给吴佩孚5000元，1936年5月给胡汉民家属赡养费5万元，1937年1月给傅作义1万元等，皆由财政部通知中央银行，从国库中拨款。

1942年1月，陈布雷向蒋介石汇报了陈独秀生活拮据的情况，蒋同意给予其资助。为防被拒，特意让朱家骅以私人名义，托张国焘把钱交给陈独秀。陈布雷在给朱家骅的电报中说：
“日前所谈仲甫近况艰困，经呈奉谕示一次补助八千元，以吾兄名义转致。当饬公费股周股长奉上，送到时请察收赐复（电话告弟即可）为荷！”
“公费股”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下属部门。侍从室不是政府体制以内的设置，其活动经费，来自蒋介石名下的特别费。
不独政学界人士，蒋对下属的资助也极多。身边侍从人员多有这方面的回忆；中央党部的王子壮，在重庆期间也曾收到过蒋赠送的钱。
蒋以个人名义自国库取钱，究竟资助了多少人，迄今尚无统计数据。

2、蒋介石用钱与宋子文辞职

蒋的这种用钱风格，并非毫无阻力。

1928年中央银行成立后，宋子文以财政部长兼任银行总裁。宋力图使政府各项收入全部存入中央银行，进而实施严格的预算制, 反对任意增加经费支出。
这一主张显然会与蒋介石产生矛盾。1933年, 宋子文辞去央行总裁职位, 由孔祥熙继任。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对美国驻南京总领事贝克说，宋子文去职是一个“纯粹的财政问题”。当时，国民政府每月出现巨额赤字，蒋介石仍要求宋子文拨给2000万“剿共经费”，宋不同意，且谓：只要他还掌权，就不会再发公债。

在宋子文看来，蒋介石之所以会不断在预算之外要求拨款，是因为他不了解财政收支的实际状况。宋子文设想，由与蒋关系密切的孔祥熙出任中央银行总裁，可以使蒋即时获知国库状况。如此，宋以财政部长身份，按财政预算拨付各项经费，也就容易取得蒋介石的谅解。但孔出任中央银行总裁后，并不配合宋实施严格的预算制度，反频频满足蒋临时增加军费的要求。宋子文抗议无用，只能辞去所有职务。
宋辞职后，蒋介石用钱上的自由度增加了不少。1935年蒋介石赴云南与龙云洽谈，曾两次发电报要政府临时拨付现款：
“如飞机有便，请令带钞洋五万元，川钞十万元来昆明为盼。”“电请飞送中央纸币五万元，不足用，请再另送中央钞十五万元来滇。”

3、花私产时小心谨慎，生怕数错一张钞票
相比于“因公消费”的大手笔，蒋介石在花私产时就没那么大度了。
大陆时期，作为国民政府事实上的掌控者，蒋介石亲自花钱的机会不多，主要集中于日常衣食，且较为简朴。如蒋、宋结婚后，他们每天的膳食费是三元。
据蒋介石侍从秘书汪日章回忆：
“蒋介石和宋美龄请客吃饭也是常有的事，菜肴是普通的，有些人出来后说吃不饱。这里当然有拘束感的原因，但与不丰盛有关，在宋美龄的厨房里没有过多的酒肉，都是按少量吃新鲜配置的。”
汪日章还说：
“蒋介石在这方面也够吝啬，若有部下请求济助，最多只批200元，就算是面子十足了。宋美龄选购衣料，总是跑上好几家，问明价格，择合意的地方去买。但对教会方面较慷慨，感情虔诚，每到一个省县若有基督教会，必邀集教友尤其是外国传教士及他们的家属举行茶话会或聚餐，以联络感情。”
去台后，蒋偶尔也会动用私人存款，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红包。据长期做蒋介石卫士的翁元回忆：
“（有一次）我在总统府老先生办公室旁边的小房间待命，忽然听见侍卫官叫我，说总统叫我进去。起先我是一愣，以为有什么事情，我毫不迟疑走进办公室，一眼看见他正打开自己的皮包，数着一叠崭新的10元新钞，那是当时面额最大的钞票，他轻轻叫了我一声，我走到距他的办公桌前方数步远的地方，笔直站在他那儿，老先生以一种很慈祥的口气开口了：‘翁元！这是我给你的奖赏，你要好好地用，不要浪费！’他小心翼翼地把那沓鲜红的10元纸钞，递到我的手上。我赶紧用双手接过来。我自己很清楚，在当时台湾财力拮据的情况下，在五六十年代，100元对一个普通公务人员是多么大的鼓励。那时，其他的侍卫人员都是总统按造册发给的，但我是总统办公室的内勤人员……所以，必须动用他自己的钱来发给我……”
据翁元讲，蒋的红包标准是：“侍卫官每年三节犒赏是给300元台币，侍卫每人给150元”。翁元作为“内勤人员”，是100元。
蒋在花私产时是小心谨慎的。翁元曾经亲眼见过蒋介石数钱：
“记得有一次，他正在数钞票，数着数着，怎么多了一张？他又从那叠原本要给我的新钞中，抽回了一张，刚好是10张10元纸钞。”



图：抗战期间，蒋介石夫妇在重庆的日常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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