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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门读名校:登上山峰,才发现更深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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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6-11 13:26:4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孙滔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3/6/7 20:38:51

寒门读名校:登上山峰,才发现更深的鸿沟


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下称人大)的喜悦还没消退,杨梅在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大一上学期就遭受了接连暴击:高等数学吃力,英语口语跟不上,全英语课程傻了眼。
对于今天的寒门子弟而言,金榜题名带来的不再是一马平川的躺赢,埋头苦读的做题家再也不能畅通无阻,他们中的多数在进入名校后,难逃这顿“杀威棒”。同时欠缺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杨梅,就是被当头棒喝的那个。
1993年出生的杨梅,来自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代寺镇的一个普通小村庄。她历尽千辛,完成了从留守儿童到寒门名校生的爬升。然而登上峰顶才发现,还有一条鸿沟横亘在她与顶尖高校之间,只有奋力跨过,才能峰回路转。

杨梅在初中参加文体活动。受访者供图

“峰回”

杨梅是命运的弃儿,又是命运的宠儿。
她早年的故事曾被媒体多次报道:6岁时,父亲离世,母亲离开交通闭塞的村子外出打工谋生,小杨梅和爷爷奶奶一起住。10岁时,她的继父确诊鼻咽癌,最终在她13岁时去世。
此后,幸运女神终于想起这个被遗忘的女孩。2008年8月5日,中学生杨梅作为第51棒奥运火炬手在成都起跑。在这之前,小学六年级的杨梅因为品学兼优,作为留守儿童代表荣获“全国十佳少先队员”称号。
2011年11月底,四川媒体公布了人大在该省“圆梦计划”推荐名单,富顺二中推荐的正是杨梅。
这是人大“圆梦计划”实施的第一年。经过选拔,该计划在2012级的招考中最终录取考生46名,这些入选者主要来自当时国家级贫困县及县以下中学的农村家庭,平时成绩排名为所在中学前10%的农村户籍学生。
这个选择是双向的,自贡亦是人大首任校长吴玉章的家乡,杨梅很早就对人大有所耳闻。家乡父老对人大也极力推崇。
杨梅本来的目标是达到一本线,到成都上大学。实际上,这个目标对于她来讲也是非常合理的,2012年富顺二中的文科第一名也没有达到人大在四川的录取线。当年人大农业经济管理类在四川省的录取最低分高出一本线58分,杨梅踩着文科一本线成为首批“圆梦计划”的受益者。
然而,并不是每个寒门子弟都能如此幸运。对此,杨梅大学期间的辅导员吴秋翔颇有感触。2015年,他在云南兰坪县支教时,动员了当地高中的15名学生报名参加人大的“圆梦计划”,只有一名学生进入复试环节。然而高考后该学生竟然忘了此事,迟迟没有在申报系统中进行确认并打印复试准考证。因为没有该生的联系方式,几经周折,中学的负责老师和吴秋翔终于在申报截止日期当天找到了该生,连夜在校长办公室进行了确认。
虽然那个孩子最终没能进入人大,但她曾经告诉吴秋翔,打算报考人大的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因为当地铅锌矿产资源丰富,但资源开发带来的环境问题不仅影响当地农作物生长,还影响了孩子们的健康状况。
信息差在不同地区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杨梅的人大梦一样如此,若不是富顺二中对“圆梦计划”先知先觉,恐怕她只能望人大兴叹了。她的高中同学大多进入地方院校,毕业后留在了成都。

两年留校工作期间,杨梅组织“两岸学子·彩虹计划”活动。受访者供图

“鸿沟”

峰回之后,不一定就是坦途,也可能是深深的沟壑。
有的同学戴着数千元的围巾,而杨梅只能去动物园批发市场买10块钱一件的T恤,并为一双百元的鞋子思量良久。不过她说,家庭背景优越的同学并不在意这些,倒是自己会对此十分敏感。
更大的挑战来自学业。大一新生经常聊的话题莫过于高考分数,周围同学的录取分数大都580分起步,更有被调剂录取的同学常常有怀才不遇之意,言语中时不时“刺痛”杨梅的内心。
在潜意识里,杨梅给自己贴上了“差生”的标签。她开始害怕身边的人知道自己来自“圆梦计划”,变得小心翼翼起来。然而,来自学业的打击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接连不断地到来。
首当其冲的打击是英语听力。2008年汶川地震后,因听力设备受损,四川省高考取消了英语听力考试(直到2016年高考才恢复),这就导致杨梅的英语课倍感吃力,一些全英文授课的专业课程更是不知所云。
高等数学是另一个拦路虎。杨梅发现,一些来自发达地区的同学在高中阶段就学习了高数的部分知识,这使得他们在大学学习中游刃有余。他们一两分钟解出来的难题,杨梅可能要耗费一两天。
到了《经济学原理》课程,杨梅更加迷茫。各种模型计算,加上海归教师带来国内教学中很少用的新方法,让她不知所措。
从小学到中学一直被老师们捧着的尖子生杨梅要承受不住了,她说,“我当时特别绝望,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资格在人大学习,想要逃离这里”。
期中考试之后,杨梅去找在勤工俭学时认识的学生处老师寻求帮助,老师推荐她和学校心理辅导中心的咨询师聊聊。心理辅导老师没有过多的劝导,只是让她在办公室哭了一个下午,最后告诉她,“实际上一些来自更偏远地区学生的基础比你差多了,人家最终不也拥有愉快的大学生活吗?”
人生的路还是要自己走,艰难险阻还是要自己扛。杨梅最终认识到,是自我意识中的“差生”标签束缚了自己。
实际上,最近两年入学的大学新生压力会更大。吴秋翔说,现在许多学生从大一就开始为读研究生作准备。“你会发现学生未入学便开始各种考级、考证,有不少学生一进校便开始了解保研细则。师兄、师姐也都是建议大家早做准备,若想成功保研,那么大一的任何课程都不能掉队。”
吴秋翔自己也通过从商学院跨专业到教育学院读博,毕业后留在了人大,现在从事教育公平与学生发展研究。他发现,很多寒门子弟入学后,还保留着高中既有的习惯,“他们不知道除了学习以外还可以做什么、擅长做什么,以及如何找到自己的兴趣,如何定义自己的成长和成才”。
与此对应的,寒门子弟的人际关系拓展也是相当缓慢的。有研究发现: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交友存在明显的“内向性”特征,他们的交往面相对狭窄,保持在室友这一“安全范围”内,并且留恋过去的亲密关系,如中小学同学、老乡等。同时,家庭背景等因素作用在他们人际交往的选择、过程与结果上,不利于他们的大学融入与适应。
学生的上课差异也很大。一部分学生会在下课后主动和吴秋翔交流心得体会,甚至会添加他的联系方式。如果学生有意愿参加教育类的课外学术竞赛,就可能会通过这样的途径邀请吴秋翔担任团队的指导老师。吴秋翔说,“但是也有学生加我微信就是为了请假,还有一部分学生到学期结束也没有跟我单独互动交流过”。事实上,课后主动找老师讨论的学生,大多能给老师留下好印象;而回避与老师互动的学生,大都在隐秘的角落里继续扮演透明角色。
一部分韧性强的寒门子弟,会坚持下来重新找回自我;然而也有人会在发现周围有的同学并未努力学习,而是沉迷于网络与游戏,便与他们一样随波逐流。
还好,杨梅有足够的韧性。当她得知那次《经济学原理》考试中,她并不是唯一成绩不理想的学生。她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周围世界。

研究生期间,杨梅赴农村做土地制度调研。受访者供图

“路转”

杨梅发现,自己与来自北京的同学在英语考试中分数的差距并没有很大,那位同学在课堂上的自信,只是来源于较强的听说能力。
这些观察启发了她:每个人都有自己闪光的地方,那才是自我实现的所在。她最终在学生活动中找回了自己,这也正是她从小到大成长中最得心应手的。
吴秋翔第一次见到杨梅是在一次学生晚会中,乐观开朗的杨梅将活动组织得井井有条,她小小身材里好似蕴藏着大大的能量。
大一入校,杨梅就开始担任学生助理,这是学校提供的勤工俭学机会。刚开始,她连复印机和打印机都不会用,也不会制作幻灯片。
她先后在学校的许多部门担任学生助理,也认识了越来越多的老师前辈。老师们无一例外都对杨梅非常关心,手把手指导她的学习与工作,甚至把她当作部门的一份子。到了大三的时候,杨梅已经一扫过去两年的自卑,拾回了小学和中学一直保持的阳光和自信。
在克服英语和高数带来的挑战后,她的课业表现与其他同学的差距越来越小。
杨梅原本计划本科毕业后回四川工作,但老师、师兄师姐和周围同学都建议她读研升学。当时学校有工作保研的机会,而杨梅在先前积累的工作经历与良好口碑帮助到她,先前在学生活动中认识的领导、老师给予了正在升学迷茫中的杨梅关键性建议。本科毕业后,杨梅就在人大从事行政工作,此后顺理成章地继续在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就读研究生。
背景好的学生会有不一样的选择。吴秋翔发现,现在许多大学生其实具备更明确的目标导向、兴趣导向,而不是只关注常规的成长发展路径。比起参加学生会、担任学生助理,他们更热衷于兴趣导向的活动,像辩论赛、打网球、参加国际组织见习等等。
得益于早期教育的支持,这些学生有着更广袤的视野、更独立的想法、更延迟的就业意向,不愿意被模式化、说教式的教育所约束,有能力去拓展更多的资源和发展机遇。
不同背景的学生,在找工作时的差异更加明显。
吴秋翔等人的研究显示,农村大学生投简历的平均数量为47.17次,是城市学生的1.39倍。若以录用机会数量除以投简历数来衡量他们的求职效率,农村学生求职效率为18.14%,而城市学生为23.31%,农村学生在就业准备中投入更多,求职效率相对更低。
优势阶层学生会通过亲朋等社会网络与关系帮助自己求职,而寒门子弟由于这些方面的劣势,更依赖于公开的招聘渠道,通过更多的尝试来提升自己的求职结果,其实质仍然是以勤补拙。
杨梅4年的学生助理生涯弥补了她先天欠缺的文化资本和人脉资本。如果没有这段经历,杨梅大概会默默无闻地度过大学生活。她坦言,若考研失败,她会选择直接就业,可能都不会知道“工作保研”这个名词。
杨梅不再以做题家自卑,“因为对于我们这种家庭的孩子,其实会格外珍惜每一次机会。刚刚进大学的时候,我不会用复印机,不会做幻灯片,然而但凡有机会,我都会好好学。”“这些孩子虽然视野可能没有那么宽广,但是在大学的时候会野蛮生长。”




驻村期间开展杨梅姐姐工作室“花开新时代 童心向未来”留守学生六一庆祝活动。受访者供图
“勿忘初心”

杨梅的硕士论文题目是《第一书记与村支书互动模式及其对村庄新项目发展的影响研究——以四川省自贡市为例》。
这个课题的起源来自杨梅的一位师姐。一次在齐齐哈尔的调研中,杨梅看到师姐作为村里的第一书记,每天都带着村民一起修路,村民对其格外尊重。这让杨梅产生了研究第一书记与村支书互动模式的想法。
不仅如此,她想到自己将来是不是也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
做硕士课题的时候正值新冠疫情,杨梅在家乡做第一书记与村支书互动关系的调研,这段时间让她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更多的思考。临近硕士毕业的时候,即使获得留在人大的工作机会,但经过慎重考量后,她还是选择了考选调生回到家乡。
为什么呢?杨梅说,回到家乡能学有所用,另一个原因就是扎根家乡那份成就感和被需要感。她把自己本来在自贡市发改委的选调生身份落到了富顺县,她要把村镇的工作做实。
在推动镇上污水处理站落地的工作中,她成功动员了最难做工作的村民;她成立了“杨梅姐姐工作室”,帮助留守儿童更好地成长,同时这个工作室也成了她和家长沟通的桥梁;她还打造了“玉堂湾和美小院”,成为留守在村里的儿童和老人的活动场所。
所有这些,都让当初不理解杨梅选择离开北京的朋友们刮目相看,他们在今年“五一”期间到自贡看望杨梅,纷纷认同她当初的选择。
杨梅说,留在北京,自己的角色远远不如现在来的重要,在基层才更满足了她做实事的愿望。现在,她有了“发动机”的功能。
这也是她读大学的初心,这也是人民大学的学习经历带给她的重要感悟。大学入学之际,她就把自己的微信名改为“勿忘初心”,并沿用至今。
受到杨梅所作所为的启发,比她低两届的师弟也成为了富顺县选调生,也像她一样成立了一个英语工作室,帮助当地的留守儿童学习英语。
如今亲身经历过后,杨梅发现她的硕士论文还是肤浅了,村干部的实际工作远超想象当中的挑战与挫折。例如,她所驻的李子村是重要的酿酒原材料产地,她因此想到应当帮助该村发展白酒产业,但最终因产业化的复杂性只能放弃。
如今,杨梅的履历又要更新了。她离开了原来的李子村,要到距离县城40多公里更偏远的乡镇工作。
她又要翻山越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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