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战史:"桂军是中国唯一具有武士道精神的军队"

金麟子

   广西地处西南偏远之地，交通不便，自古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八山一水一分田，物产远不如中原和江浙。管仲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贫瘠的自然环境中，生存是首要的，传统儒家教义只能退居其后。北宋时期，壮族首领侬志高发动起义，朝廷派大将狄青征讨才平定广西，后留下重兵防止再次生变。而直到明朝末年，广西还是十省重犯的流放地，文人、罪犯都被流放此地，由此带来很大影响。澳大利亚也曾是罪犯流放地，澳洲人身上流着强悍的血液。我记得在1994年那届世界杯足球赛预赛中，阿根廷队与澳大利亚队争夺一张入场劵，尽管最后阿根廷队依靠巨星马拉多纳赢了，但赛后一家权威媒体评论说，澳大利亚队打得太强硬，简直就象是在打橄榄球，如果没有边线，阿根廷人可能会被逼到更衣室去。
　　从基因学角度看，外来北方基因和本地基因的结合使广西人带有坚韧强悍的性格。人民在与恶劣自然环境的抗争中，形成了适应性强和吃苦耐劳的品质；流放的重犯很多都是强人，而负有管理监督之责的官员和军人肯定要更强悍才能镇得住。另外，广西与越南（古称安南）接壤，与越南及后来的法国殖民者的冲突也是不断。所以，在这种长期与恶劣自然环境、强匪、外族的争斗中就造成了“民气强梁”。

　　在中国近代，从太平天国起义、清末镇南关大捷、旧桂系叱诧风云、新桂系抗战报国，到自卫反击战及老山法卡山军魂，无不表现出广西士兵的血性和骁勇善战。

　　一八八三年，法国侵略越南，并以越南为跳板，向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一八八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法国侵略军大举进犯镇南关，守将冯子材率部下沉着应战，不断打退敌人进攻，激战终日，相持不下。次晨，大雾弥漫，法军在绝对优势炮火的掩护下，分兵三路，猛扑清军镇守的长墙阵地。炮声震谷，枪弹雨集，长墙几乎已被突破，形势万分危急。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年近七旬的老将冯子材手持长矛，一跃而出，全军将士也一齐冲入敌阵，人人奋勇争先杀敌，法国侵略军旗靡阵乱，全线崩溃。依靠广西兵的英勇无畏，清政府取得了1840年鸦片战争后罕有的对外战争的胜利，镇南关大捷也直接导致法国菇费理内阁下台。

　　在抗战的八年期间，广西子弟兵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抗战的时候，广西共征调了100万兵员补充部队和组建新兵，出兵之多在中国仅次于四川省，而按人口比例则居第一位。征调的兵员中，死伤人员已经无法统计了。” （广西档案馆资料），而且广西子弟兵没有出过一支汉奸部队。

　　1937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桂系名将）率领桂系主力在各兄弟部队配合下，在台儿庄打败日军，取得了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第一次胜利。台儿庄战役，歼敌2万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一仗不仅是中国抗战以来的空前胜利，也是日本新式陆军建立以来第一次惨败。捷报传出，举国欢庆，一扫笼罩全国的悲观情绪，对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和决心是一个极大鼓舞。

　　日军战史里曾评价道：“桂系钢七军是中国军队唯一具有武士道精神的军队”，其实早在1933开始，新桂系就以全民皆兵的“斯巴达式”军省主义理念为指导，对广西进行全面建设。

　　令日本人胆寒并在战史中高度评价的是桂林保卫战，很多日本老兵一致认为发生于1944年的桂林保卫战是在中国战场上遇到的最残酷的战役。（在日本人的战史中，认为有两次战役中国军队的勇猛程度要超过自己，桂林保卫战是其中之一，另一次为桂南的昆仑关战役，日军第5师团被中央军第5军击败）。日军第58师团师团长在日后的战报中称：“我师团在桂林遭到了广西当地土著武装的顽强阻击，这些土著武装的装备虽差，但是极为凶悍，至死决心甚浓，其勇猛为我军远远不及，我军士气低落到极点…”，日军下级军官也有过这样的记录：“自小听说之桂林景色宜人，为世之罕见，但今日我军遭到了自战争以来最凶猛的抵抗，城中到处都是枪声，到处都是地雷，全城都在肉搏，我大队900余人在战役结束后仅剩70余人，且多为伤兵，在战后从敌军死尸上发现桂林之敌军的武器竟然大多为我国40多年前已淘汰的火枪，如此简陋的武器居然令我们遭受到如此巨大的伤亡，虽为敌人，但亦为其忠勇精神而感概。”

　　为何广西军队战斗力强，大将军粟裕在他的《关于组织战斗》中这样解析：中央军的军官多数是军校出身，他们摆架子，打仗怕死，在士兵中没有威信。广西军就不同，他们的军官都是从士兵升到班长，再经过教导队训练或者进入黄埔军校广西分校读书，然后当排长、连长，所以他们官兵关系好，战斗力强。

　　日本人在广西很难搞大屠杀，为什么？因为广西早就实行全民皆兵，民团训练有素，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少年孩童，几乎人人都是战士。加上自古就有的强悍民风，不可能伸颈就戮，所以在广西是不可能发生象南京大屠杀那样的几个日本兵就压着几百上千人去屠杀的事情。南京大屠杀让所有中国人心情沉痛，在沉痛之余，我们也要反思中国近代为何落后，为何丧失了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导致这么多耻辱事件发生。

　　当时广西建立模范省就是在延续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后来经过朝鲜战争，让世界重新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依然强大，中国由此重新成为世界有影响力的大国。现在的中国在和平环境中不能追求安逸而松懈斗志，要记住国家尚未统一，周边危机四伏。而凡事均强调“双赢”就是不能接受的，有些问题根本不可能“双赢”，本身就是你死我活的搏杀，如果非要“双赢”，那台湾永远回不来，钓鱼岛和南沙群岛被占岛屿永远收不回来。必须秉承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磨兵砺马完成使命，时刻牢记西汉名将陈汤痛击匈奴时气吞山河的豪言壮语：“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金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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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给亚洲政体带来了什么？——浅论松本三之介的思想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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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盛邦和   目前阅读295人次

  

    亚洲，具体说作为“儒家文化区”的东亚，传统文化对这个地域的政治发生何种作用？一个民族与国家的政治特质，既被经济形态决定，又被文化形态决定。通常讨论多的是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近年来东亚经济进退涨跌，戏剧性地影响着“亚洲价值”的荣辱浮沉。然而，同样是“亚洲价值”，制造与维护着一个怎样的政治模式？文化与政体的关系如何？直面这个问题，将使我们对东亚传统有一个建筑在合理基础上的新认识。

    日本战前尊奉“儒教”与国学，这些学说加上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制造出日本近代“超国家主义”、“全体主义”的专制帝国。这是战前日本思想界一个受约束的话题，战时更噤若寒蝉。而当日本战败之后，学者们终于得到一个难得的自由言说的空间。在丸山真男的首创带动下，一股“日本政治思想研究”的学术风潮席地而起。这是一个史学思潮、社会思想思潮，就其本质而言，更可以说是重新认识儒学、国学及一切国粹的反思思潮。参与其中的包括松本三之介等一批比较年轻，堪称丸山弟子的学者。他们的研究都在说明，日本现代的专制政治与传统文化及对待它的态度有关。

    松本三之介写有《国学政治思想的研究——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叙说》一书。本书内容最初发表于《国家学会杂志》。当时有一个题目是《近世日本国学的政治课题以及它的展开——关于幕末国学的考察》。认识松本学术，或可对上面说的那个史潮的观点理路有一个大致了解，提示我们：对民族文化的吸收与阐扬是对的，而另一方面，又要对其内在的非合理的“前现代”因素有所警戒与克服。在这方面，日本的教训最深重，因此松本等人开展传统研究所得的有益结论也最值得中国学界留意。

    一、国学研究的前提，对朱子学的理解

    日本江户时代堪称理学时代，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牢固占领思想领地，开展日本精神史研究无法绕开历史上着实存在过的硕大理学世界，更何况它至今还在发挥影响。任何一个学术思想都不孤立存在，而与周围思想环境密切联系。尽管各学术派别的代表常会否定这种联系，甚而对相关派别不惜诋毁。然而“联系”的存在终究无法否定。再则，开展比较是进行思想研究的重要方法，既然国学与理学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将它们做并列比较也就很有必要。也许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松本先去理学世界做一番巡游，化不少笔墨，阐述对理学的理解。

    如果说孔子思想的基本特质是“政治哲学”那么到了宋明以后，儒家思想则由于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在阐述原有政治原理的同时，更加深对心灵世界的注目，精神内容由此改观与扩大。松本说，为理解朱子学的政治思想，当先窥探朱子学的人生奥里。朱子在论证人生观时，表现出来的重要特点是突出人性论与宇宙论的连贯性与一体性。宇宙具万物本原即“理”。由此本原，产生“气”。理乃“绝对”，气则回流不停，创造宇宙万物的特殊群像与个别特征。理与气合，以成世界。作者引用江户时代著名理学家林罗山的话说，天地未开，只是一个“理”，理为“太极”，一切由理而生，生于太极。

    人既有作为理的善的一面，又有附着于形的，以气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恶的一面。什么是理，什么是气呢？依林罗山的解释：理的表现形态是仁义礼智等行为规范。气与其相反，大体与理不合。理表现为道德原则，又可以说是善。善为一气质，恶也为一气质，气质可以转换，唯一途径是对理的理解与服从。      

    因有气的存在，引出“物欲”。如朱子论：人有本来的善良心性，只因物欲的蒙蔽，各向君子与小人的不同方向发展。人们只有依照四端与五伦的要求，对气质做不断的改造，将蒙蔽善良之心的物欲逐渐去掉，方有可能恢复善良本心，成为君子。

    松本在进行国学研究的同时，开展理学思想研究是有原因的。松本在他的另一本书《天皇制国家与政治思想》中曾提出过“公的世界”与“私的世界”这样两个命题。公的世界在意义界定上说是区别于个人世界的政治社会。“私的世界”则强调个人利益，是具有独立价值判断的，自然、自立与自由的“个人世界”。   

    松本多年来在思考着：“公私未分”的前近代的社会，“私的世界”，即“个人的世界”被压抑与泯灭。他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将私的世界从“公”的世界——政治与社会的世界里分离出来，具有独有的价值与思考样式。现代性社会的一大特点是人的“自然、自立的个人世界”的建立。一个社会倘若组成它的“个人”还没有建立这样的“私的世界”，这个社会不配为现代社会。

    天皇制国家强调“灭私奉公”，“公的社会”（政治社会）建立在“灭私”，即消灭“个人”利益与个人自觉的价值体系之上。人们的私人世界被充分淡化与否定，而成为徒有其名的子虚乌有。因此，一旦日本战败，获得精神上的解放，当务之急就是全力建立起与西方价值衔接的，个人的，独立与自由的“私的世界”。就象一个新建筑的矗立，要有支撑它的新地基，现代性民主社会的建立急迫等待广大人民全新意义上的“私的世界”的竣工。

    战后的日本能否建立起这样的“私的世界”？面对这样的问题，松本思想的深处存在着疑虑。总体上说，战后日本人确实得到了解放，日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此进入民主社会。然而面对社会“公”的激变，日本人“私”的精神状态是不是也同时“解放”，发生变化呢？抑或以不变应万变，以小变应大变？在松本看来，日本人经过长期的封建教育，对于他们来说在长时间的中世纪岁月里，已经建构出一个“否定私”的“私”的世界。让日本人的思想真正获得解放，还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的一段时间，曾积极吸取西学，西方价值观进入日本人民的心扉。然而当 19 世纪80 年代后，国粹主义盛行，日本逐渐走上“超国家主义”、“绝对主义”、“全体主义”的道路。如果说“超国家主义”这个概念表达日本专制主义政治结构的特点，那么“绝对主义”与“全体主义”则强制个人对“全体”（“国家”）的“绝对”尊崇、“全体”（“国家”）对个人的“绝对”支配。

    我们要继续研究的是日本人何以被“教化”出集体的“无私”的 “世界”？回答是在整个的德川时代，朱熹的理学思想全然占领了精神领域。朱熹的“灭人欲存天理”的教条成为束缚日本人思想的紧箍咒。日本人的私欲受到封建伦理力量的严苛压抑，而无“私”可言，绝对服从纲常礼教的失去个体灵魂的躯壳。应该说松本在研究国学与政治关系的同时，对理学思想做深刻剖析，对日本“无私”的“私人的世界”作实质性揭示，客观上促使日本人从自我限制的思想牢笼中挣脱出来，为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及早实现人的现代化。

    二、松本的国学比较论与日本古代政治特质论

    国学是江户时代的学派。其主要学术特点在于观摩古典，提倡古道，探究由阐发民族精神。18 世纪有契冲、下河边长流等人倡言此学，力主更新理念，发掘《万叶集》等古典的特殊价值，从中领会日本精神的固有内涵。荷田春满进一步发展这样的学术思想，并糅入神道思想。贺茂真渊则说明古代精神乃日本之道，比儒学更加优越，主张恢复日本古代精神。本居宣长著有《古事记传》，集复古思想之大成。平田笃胤继承宣长古道观，强化了神道与国粹色彩。明治维新时期，国学鼓吹尊王攘夷，成为维新的精神引导。

    松本对幕末国学作了评价：国学发展到幕末，原有注重民间生活的思想进一步充实，而具“实用、实事、实德、实学”的特色。成员组成中的社会层面也在逐次下降，武士成分慢慢减少，如宣长门下武士只占百分之十四。学术界有“草莽的国学”的称呼。国学倡“家职勤勉论”，劝导人民用勤敬的心情从事耕作、负担租税、整齐家事与维持村落生活，显示倾心民间道德教育的思想趋向。
  
    松本感到国学思想中有着明晰的政治论。在宣长那里政治就是“事君”，换言之是“臣的服从”。宣长说：为君者，重要的事是祭神，大臣的责任则在于服务天皇，“奉天皇之大命”，各司其职。宣长论列他的“服务政治论”，强调对“支配”概念理解的重要：“支配”由两个要素组成：“命令与服从”。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讨论支配者的意志，而在于强调被支配者必须以支配者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这样天皇的“大御心”就是“被支配者”的绝对行为原理。不可将天皇的 “大御心”说成是“命令”，“命令”由上而下，毕竟是客观理念，接受命令难免有被动心态，因此应将原本是“命令”的天皇的“大御心” 视为从天皇那里领悟到的“心”，以天皇之心为本人之心。

    松本将国学与理学做对比说：理学在论说“士”的精神构造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宣长突出的不是这些，是以绝对服从为基干的“被治者”（被支配者）的心情构造。理学与国学的区别、国学的特殊“实践意义”在这里被明白突现出来。宣长塑造的是“天皇观的政治理念”。天皇有绝对的权威，政权担当非天皇莫属。一切胜利与光荣属于天皇。一切失败与缺陷与天皇无关，也与“为政者”无关。失败与“缺陷”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被支配者那里出了问题。宣长还论证神道与理学的区别。理学强调教诲，神道不轻言“教”，而重视“事实”，主张以事说理。笃胤将“事实”说成“意识表现下的显在化”，“事实才是真实的道”。宣长与笃胤思想一致，都主张以神道为依据的“无规范性格”，把理学贬斥为远离“事实”的“空言”。宣长认为理学的空言作风其实也在违背孔子的教诲：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总之神道是在说明一种“非规范的规范性、非政治的政治性”。它的出现与儒家思想比较，更具有政治实践意义，与日本的政治国情况更加贴近。

    在对日本政治所起的作用方面，儒学与国学仿佛各自有着自己的不同位置与分工。就象前文说的那样，理学特别关心人的内心世界，要人从内心深处产生变化，驱逐于“公”（国家与天皇）不利的私心杂念。在治心与治人两个方面，理学看重治“心”，可谓目光深远。心即意志，既然把人的意志牢牢控制，即可将整个社会控制在手中。

    然而在日本的国学者看来仅仅依靠理学思想还无法使日本长治久安。国学大学问家本居宣长在议论到国学的研究对象时说，国学的研究领域具体可以分为“道学、有职学、史学、歌学”。其中他特别重视“道学”。然而他又坚决反对将道理解为中国的“儒佛之道”。他说道是一种特别的“古意”，为日本所独具。它不来自儒经与佛典，而出于《古事记》与《日本书纪》这样两部日本最有名的历史典籍。他要求人们在读这两部书的时候特别留意神代史部分的叙述与思想。其中传播着天皇是神的皇国史观，反映了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的中心意义，说明了神道就是“天照大御神的道，天皇总揽天下的道”。这样，国学的特殊地位就被突出起来。

    与中国相比较，日本与中国皇帝（天皇）处境不同。中国自汤武革命以降，皇帝无道，可以通过“革命”驱逐下台，从而皇运隆替，新朝开启。日本不然，天皇“万世一系”，推崇天皇是日本必须遵守的政治准则。这样日本不仅要有理学来管理人民的思想，还要有一个学问来确立天皇无可侵犯的至尊地位，认定天皇神圣转世的天道神统，编制天皇至高无上的秩序法则。这些理学做不到，国学的诞生与兴隆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理学的本质是“心灵学”，国学名称的出现不仅是为了区别于“汉学”与“中华学”。从内涵意义理解还因为它是“国体学”与“国家政治学”。

    确实，日本近世以来最大的学术为儒学与国学，两学并存，为日本封建统治的稳定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松本三之介双管齐下，对理学与国学做并列的批判，可以说是揭示了日本封建政治的本质要害。

    三、与丸山学术的关系

    《国学政治思想的研究——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叙说》共分三章：第一章、国学政治思想理解的前提。第二章、国学政治思想的性质与课题。第三章、幕末国学思想。作者写作本书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要通过对国学的研究寻找日本政治思想特质，及其形成的原因。应该承认，无论古代与近现代，一国历史事件的发生与展开都与该国政治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日本也不例外，因此要对日本历史特质有所了解，就要对日本政治思想特质有所了解。而在松本看来，要了解日本政治思想的特质，必须追根求源地对日本政治思想形成的特殊前提与原因作认真研究。自然，这样的原因与前提可以从日本的社会中去寻找，然而也可以从相关的日本传统思想境界中去寻找，松本所做的工作是跋涉日本国学的精神原野，探寻本国政治思想的意识源头，换言之，由观察日本国学的思想特质性，管窥日本广义政治思想史的特殊存在。松本的国学研究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前提下进行的。

    松本从事国学研究之前，学界已经有了不少国学研究的成果。这包括：明治30 年的中野虎山的《国学三迁史》、芳贺矢一的《国文学十讲》（明治32年）与《国学史概论》（明治33年）、村冈典嗣博士的《本居宣长》（明治44年初版、昭和3年增补改订）等。如果说以上的研究仅局限在资料建设方面，津田左右吉博士的《文学中的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大正5——10年）则指示了研究的新动向：注目国学与国民思想及社会状况的互动关系。这给松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并启发他将这项工作继续开展下去。

   可以说，松本在本书中所作的努力，就是实践志愿，将国学研究与社会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开拓日本政治思想史学研究的新视角，获得新发现。其实，受到津田左右吉影响的不仅是松本先生。家永三郎在回忆自己的思想形成过程时也说，年轻时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是津田左右吉，从他对《记》、《纪》的批判与思想史的研究中获益非浅。特别是在毕业后读到他的《文学中的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受到的思想冲击更为笔墨所难以形容，“由此世界的景色为此一变”。
        
    松本的研究还与丸山真男有着密切的关系。《序言》说：自己刚开始从事国学研究的时候，还是一个研究生，论文都是在丸山真男的指导下写作的，时间是昭和23年（1948年）及以后的2 年。他对丸山真男教授表示特别的感谢：如果没有丸山的指导启发，论文难以完成，观点上的暧昧也无法克服。松本研究与丸山真男所做的工作有着许多内在联系，都注重运用“以思想证思想”的方法，通过对日本儒学、神道、国学等思想史的研究，做日本思想探源的工作，以寻找日本政治思想的精神源头。丸山真男刊《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1952年），松本则有《国学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相近的书题，说明相近的研究志趣与问题意识，也说明他们在学术界的师承关系。《序言》他还对远山茂树等学者表示谢意。因远山茂树的介绍认识国学研究家伊东多三郎，受到多方面教诲；又因东京大学法学部明治报章杂志文库的帮助，有机会查阅资料，看到许多明治初年的报纸。在研究中我们发现，丸山真男的国学、理学比较论与松本三之介发生了共鸣。丸山说：勃兴期的国学，总是作为“儒学者的对立者”来确定自己的地位特征。也就是这样的原因，它竭力否定儒学对国学体系形成的影响。国学自称是“古学”，因此它也必然要否定自己是“来源于儒学的古学派”。国学家总是强调如何与“儒家的古学派”没有联系，与此同时，对儒学思想展开批判，以期从积极意义上与儒学划清界限，进而提高自己的地位。松本在他著作中也同样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丸山真男于1952年出版《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该书所讨论的主题是日本江户时代在儒学乃至国学的思维结构中，随着历史的推移，近代意识如何突破前近代框架而“从内部”成熟。丸山认为所回答的问题，不是分散片断的“近代性”，而是在思想系统之中前后相续的近代意识的成长。丸山真男的视线从日本朱子学到徂徕学再到本居宣长的国学，试图在这些通常被视为两极对立的思想家中寻找逐渐成长、变形但又具有内在联系的近代思想因素。他从传统思想内部寻找既有的现代性成分，对世俗的“西方（欧洲）中心说”有所突破，从而显示他的思想存在。20世纪中叶之后，东亚的各国都在重新思考与确认现代化的思路，而丸山学术的价值就在于为这样的“思考”与“确认”，提供建设性意见。松本承认自己是丸山的学生，他从事国学政治思想的研究，选从国学一门进入，窥探日本“前现代”学术原野中的“现代”根芽，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研究松本与丸山的关系可以说明：战后确有一个最重要的史学团体结集成阵，他们运用思想史学的批判武器，揭发明治以来日本专制主义的传统文化根源，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余言：从国学到国粹学的思考

    从松本对国学的研究使我们想到与国学有关系的日本国粹学说在现代的命运。当国学热潮过后，日本在19 世纪末又出现国粹主义思潮。国粹学者考量的最大问题，乃是如何认识本国文化，导引国人尊敬民族传统，激发爱国热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学与国粹学在具有相近似的存在价值。与国学思想相同，国粹主义也是日本民族主义在文化观上的折射。

    凡一个后进民族（笔者给予密切关心的是东亚诸民族）走向现代化，必须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双重关怀。现代化思想无非是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合理配伍。从文化视角看问题，一个国家民族主义“过量”，很可能走上狭隘“自恋”，拒绝开放学习的道路；反之将国际主义做不恰当的理解，又常使一个民族盲目虚无，全盘欧化（西化）。从这个意义上说，19世纪日本国粹主义思潮曾是克服“全盘欧化”思想的良药。然而，国粹主义发展到后来，出现与国际主义相违的倾向，导致日本产生狭隘民族主义。而狭隘民族主义勃兴又必然导致国内“超国家主义”与“绝对主义”等专制思潮泛滥与对外扩张欲念的膨胀。这一切都值得人们去深思回味。时代在进步着，然而许多历史课题，既促使19世纪的知识分子做出必要的回应，也同样困扰当代的人们。这使得人们不得不思考，有些看来是“历史的”提问，是否竟是“永恒的”课题。

    桥川文三在《昭和超国家主义的诸相》一文表达以下的观点：日本近代史上象德国与意大利那样明显的“法西斯运动”是没有的，也可以说日本的超国家主义是渐进式的发生的，因此要找到一个日本超国家主义诞生的契机式的标志很困难。他说在这个方面丸山真男有很好的说法：
  
    对于日本来说在什么时候，突然发生了超国家主义是说不上来的。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有着渐进式的特点，它的形成与前代传统有着极大的联系。

    还是这位桥川文三先生要我们去注意丸山真男的一篇文章即《超国家主义的论理与心理》。因为在这篇文章中，丸山明确的说：要高度注意日本超国家主义与传统关系的问题，当对这个问题要做最认真的分析。  

    松本三之介的研究成果发表于上世纪中叶，当时大战结束，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西方思想一时又成为蔓延日本的精神主潮。松本注目本国传统的挖掘与梳理，给予必要的评判，对避免可能出现的新时期的又一轮民族虚无主义的发生，有其历史效果。而更重要的是，书中论述儒学与国学的思想特征，对日本专制思想本原鞭辟入里，注意到日本超国家主义“与前代传统有着极大的联系”，回应了“传统究竟给亚洲的政治带来了什么”这个极重要的问题。




中国儒学网战后日本的朱子学研究史述评：1946～2006  http://www.confuchina.com/10%20lishi/riben%20zhuzi.htm

[ 本帖最后由 金麟子 于 2011-2-10 00:21 编辑 ]

金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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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历史上有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往往是民族主义分子尊重儒家传统，并对中国的民族英雄大加称赞，甚至还以中国的民族英雄来教育日本人。

他们把中国的这些“东西”“偷”过去後当作培养日本人忠君爱国思想的好教材。

幕府时代，日本政治思想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就是：把南宋的中华民族的英雄们和日本的武士道联系起来，从而使中国的民族英雄的精神成了日本武士道精神的重要支柱。

据说，幕府末期，高喊“尊皇攘夷”，要求幕府把政权归还给天皇，抵抗西方列强侵略的日本民族主义者大都以我国的民族英雄，尤其是以南宋末期的抗元志士们为榜样。其中以文天祥为最。

  早在三百年前的江户初期，朱子学者浅见絅斎(jiong1 zhai1)就把南宋末期的志士们的业绩推崇为“本朝武士之鉴”。据说他的著作《靖献一言》描写了包括屈原、诸葛亮在内的、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尊皇思想的八位中国志士的生涯故事，其中特别称赞了南宋的民族英雄。这本书成了江户时代武士社会中最畅销的著作。在尚未废除“（武）士农工商”等级制度，实现“国民国家”之前，也就是说在实行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很多武士在冲向对方阵地或战败自杀时，都喜欢高咏文天祥的不朽诗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日本进入明治时代前夕的幕末，这本书对“尊皇思想”的鼓吹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是不少“志士们”的圣书。这些“志士们”的“不怕死精神”以及“对理想的强烈信仰”的源泉和模范就是这本《靖献一言》。"明治维新的志士们的胸中，应有着鲜明的南宋忠臣文天祥的英姿，这支撑了他们的精神，驱使他们进行了力挽狂澜的行动”。藤田东湖、吉田松阴、广濑武夫等还模仿文天祥、各自作了《正气歌》。其中藤田东湖的《正气歌》还为幕末的“志士们”所爱唱。

   这本书还成了教育日本武士如何面对生与死的必读教科书。特别是文天祥，被认为是对日本武士道精神以及武家哲学产生了根本性影响的重要人物，是忠臣义士之鉴。直到二战日本战败之前，日本国语教科书还登有文天祥的故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一些右翼分子居然还想让这本书作为日本中小学的读本“以唤起早已失去的爱国感情”。他们还认为这本书对推动日本的明治维新起过很大作用。

   另外，被不少中国的“知识分子”所痛斥所不齿的朱子理学，竟然也是日本武士们修身养性的必修之科目，是形成日本武士道精神的重要来源之一。特别是朱子学所强调的正统王朝只有一个的“正闰论”，即“尊皇攘夷论”和“大义名分论”对日本的影响相当大。可以说正是朱子理学才确立了武士道的“忠”，即武士对主人忠诚的观念。日本幕末时期，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压迫下，日本的统治者德川幕府签订了不少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对此，大都出身于武士阶层，受“正闰论”影响颇深的日本民族主义分子打出了“尊皇攘夷”的招牌，强烈要求维新，逼迫江户的德川幕府把政权交还给日本天皇以建立统一的君主集权制，以此抵抗西方列强。为此还有不少人流血牺牲。不过，明治维新成功、日本得以迅速发展後，极力主张“富国强兵”和对外侵略扩张的也是这帮家伙。这些人还极力想把本来只属于武士阶层的“武士道精神”灌输给全体日本人，这一点他们似乎做得很成功。


   明治以及後来的昭和期间，激烈反对废除汉字的日本右翼分子大都也出自这些人建立或者与之有密切关系的组织。右翼大头目头山满（注）等15人联名上书表示反对，认为“汉字长久以来就作为日本国字而尽其使命、实际上早已转化为日本国民性命之不可分部分."


   我觉得很遗憾的是，历史上，日本人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民族主义学去後用来培养其国民的爱国尚武精神，用作迅速推动日本改革和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甚至还用作侵略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精神力量”，而我们却没能用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自己的民族主义来保护我们的民族以至于屡次遭到外敌的侵略和奴役。而且，也许是因为这一百多年中华民族落後了，也许是因为曾受过满清两百六十七年统治而丧失了自尊自信自强的缘故吧，有不少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一直在诋毁我们的民族文化、诋毁我们的民族主义、诋毁我们的民族英雄。直到现在，甚至多提一下民族主义，就有可能被人认为是在破坏民族关系！还有人不但批判岳飞、文天祥的愚忠，甚至还拿岳飞的《满江红》的歌词大做文章，批判岳飞对少数民族的“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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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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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81/2487/378280.html  <----人民网   朱子学在海外的传播及影响

文  张品端  林炳辉

    宋代朱熹及其门人创立的朱子学是我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高峰，其不仅极大地影响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而且还跨越民族和地域的界线，传播到海外不少国家和地区，并对其思想文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朱子学于13世纪20年代就开始传入与中国邻近的日本、朝鲜及越南等国，由于这几个国家当时的社会结构与中国基本相似，因此朱子学在传入后不久便融入了当地文化。14世纪至16世纪，日本朱子学摆脱了禅学的束缚，并与原有的神道相结合，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出现了专门研究朱子学的儒家学派。后来江户时代的德川幕府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更是把朱子学奉为“官学”。从此，朱子学在日本进入了鼎盛时期，朱子学不仅作为修身齐家的理论，而且成为治国平天下的武器。明治维新之后，许多日本思想家为了解决资本主义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继续潜心研究朱子学，以寻找实现“道德之教”的良药。1890年，日本天皇公布了《教育敕语》，确立了以儒家道德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国民道德教育方针，这标志着朱子学在日本已逐渐融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朱子学最初传入朝鲜缘于移民，但其在朝鲜的主要渠道却是靠两国官方学者和学术机构的相互往来。15世纪初至16世纪中叶是朝鲜李朝时代的鼎盛时期，在统治阶级的倡导下，朱子学在朝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随着各种独立的朱子学派的相继出现，朝鲜产生了自己的朱子学集大成体系（退溪学），朱子学已成为朝鲜民族自己的文化，并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正统地位。朱子学在朝鲜半岛所产生的影响，并不逊于其在中国本土的影响。不仅如此，朱子学还通过退溪学对日本思想界产生了极大影响。至今，朝鲜人民仍尊朱子家礼，崇尚朱熹的伦理道德思想及人生价值观。
    朱子学一传入越南就受官方重视，当时的陈朝还直接效仿中国以朱子《四书集注》取士的科举制度。而在后来的黎、阮两个朝代中，统治阶级更是大力褒扬朱子学。他们把朱子学立为正统的国家哲学，作为其建国治民的指导思想。朱子学也对越南社会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现今保存的越南国史——《大越史记全书》，就明显地受到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史学思想的影响，朱熹的伦理道德思想更是渗透到越南人的思想中，成为他们行为的指南。一位英国学者说：“儒学（主要指朱子学）在越南取得非凡胜利。它把‘五伦’尤其是家庭关系的伦理在社会中扩展到最大限度。”（节延凌译《中世纪的越南和柬埔寨》）
    近代，随着华人的不断外移，朱子学开始传播到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及马来西亚等国。华人为了把儒家思想传播给下一代，他们在所属国创办华文学校，把《四书》、《五经》列入当地华文学校的主要课程。东南亚的华人还把朱熹“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论国、平天下”作为他们个人发展模式；作为他们“安身立命、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新加坡政府甚至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具体化，赋予现代化和新加坡化的内容，把其当作一以贯之的治国之纲。20世纪中叶以后，东南亚更是兴起了一股朱子学研究热，他们把朱子学作为解决西方物质文明给社会带来弊病的方法，认为朱子学是治心之学，加以推崇。
    欧洲人知道朱熹是从16世纪开始的，其影响主要在知识界。17—18世纪，朱子学在法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等许多启蒙思想家都曾研究过朱子学，并从中吸取营养。而朱子学对18世纪德国哲学家的影响则更为突出，德国著名的哲学家、自然科学家莱布尼茨在朱子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唯理论”学说，并发表了关于“道”的《单子论》，从而开创了德国古典思辨哲学，同时为现代数理逻辑和计算机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康德、叔本华也同样深受朱熹思想的熏陶，尤其是康德，他在《宇宙发展概论》中提出的天体起源假说，与朱熹的宇宙哲学中的“阴阳二气的宇宙演化论”的观点十分相似。因此他被称为“歌尼斯堡的伟大的中国人”。值得一提的是，在1634—1742年间，欧洲发生了一场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从而使欧洲学者对朱子学进行更深入地研究，这为朱子学西传提供了大好机会。
    美国到18世纪才由来华传教士传入朱子学，但二十世纪以来，美国对朱子学的研究却出现了热潮，其不仅而且大力投入研究包括朱子学在内的中国学的资金，（仅1958—1970年，投入经费就达7000万美元）。还出现了不少研究朱子学的专家及其著作，美国大多数学者对朱子学持肯定态度，他们认为美国的民主政治也间接地受到朱子学的影响，今后还要继续加以研究。
    朱子学在海外的传播过程中，对它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也产生过一些负面消极的影响。如受朱子学影响较大的朝鲜、日本、越南，曾经在一些人看来“罪恶无过不孝，无论是犯下什么过节，只要是为了尽孝的话，都可以得到社会的同情和谅解”。又如越南“交趾支那”（即越南南部）人民中存在着儒教徒的行为（主要指特别的贞节，独特的居丧行为等）。特别是朱子学成为它国官方思想之后，被封建统治者用作对人民进行精神奴役的工具，桎梏人们的思想，使得思想愈来愈僵化等。这些都影响了社会的发展。
    总之，朱子学能在海外流传，并与它国文化相交融，成为一些国家和社会的意识形态，自然有其生存的价值。朱子学在海外的传播及其影响的历史过程，有力地证明了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社会张力。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已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学说，许多国家的学者通过对朱子学的研究，从中找出东方文化中适合西方社会的部分，从而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努力。


《大地》 (2001年第二十三期)

金麟子

http://baike.baidu.com/view/20042.htm
<--------朱熹 百度百科知识



       朱熹（1130-1200年）中国南宋思想家。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绍兴十八年（1148年）中进士，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庆元六年卒。嘉定二年（1209年）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

生平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分歧由此更加明确。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力主抗金  ，恤民省赋，节用轻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并实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及或有著述，著作广博宏富。
   
       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朱熹出生于尤溪，降世不久，其父升任朝廷秘书省正字职，但因反对秦桧主和，被逐出朝廷。朱松回到福建建阳家中。朱熹随父在建阳度过了他的童年。

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松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上有何物？”其父大惊。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苦不如此，便不成人。”朱熹十上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参刘子、刘勉子、胡宪等人，这三人皆是道学家。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进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道学家、程颐的丙传弟子李侗。绍兴三十年（1160年），三十岁的朱熹决心向要侗求学，为表诚意，他步行几百时从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从此，朱熹开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理学。
　　
       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在理，灭人欲”。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与当时著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交流思想。但陆属主观唯心论，他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真、善、美，主张“发明本心”，即要求人们自己在心中去发现真、善、美，达到自我完善。这与朱的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因此，二人辩论争持，以至互相嘲讽，不欢而散。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会”。从此有了“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关系紧张，金统治者完颜亮分兵四路南进，马踏长江北岸。宋高宗准备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陈康伯竭力劝阻而作罢。不久宋军击溃金兵，消息传至当时朱熹求学的延平，朱熹为民族的胜利欣喜若狂，写下了庆贺的诗篇，表达他不可抑制喜悦心情。同时，他又给负责军事的大臣写信，指出必须乘胜出击，坐视中原而不进取是不明智的。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继立，在广大军民要求的压力下，起用了掂抗战派张浚，平反了岳飞的冤案，贬退了秦桧党人朱熹这时上奏孝宗，提了三项建议：（一）讲求格物致知之学；（二）罢黜和议；（三）任用贤能。在奏章中鲜明表达了他的反和主张。
　　
       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赶至杭州，正值宋军失利，朝廷派人议和，朱熹仍强烈反对，在孝宗接见时连上几道奏章，慷慨陈词。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为开学博士侍次，此职非其所长，未免有点讽刺。朱熹乘机面见张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但不久张浚罢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专程赶至豫章（今南昌）哭灵，痛惜抗金受挫。此时朝廷内主和派势力猖獗，金兵渡过淮水。朱熹对此忧心如焚，但难有所为。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临行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夫沮（阻）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拂）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尖锐地抨击了那些议和投降派。
　　
       1164年隆兴和议之后，宋金结为侄叔，关系暂时缓和下来，朱熹便一头钻进理学中去了。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编写了大量的道学书籍，并从事讲学活动，生徒盈门。这一期间他对朝廷屡诏不应。
　　
       1178年朱熹东山再起，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即：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
　　“政权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
　　
       这个“白鹿洞书院”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得儒家思想更进一步成为全面地控制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另一著名书院──岳麓书院。使之与白鹿油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书院在南宋发展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的。
　　
       朱熹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多，但总是努力设法缓和社会矛盾，或多或少地为下层人民办好事。他退居崇安时期，崇安因水灾发生饥荒，爆发农民起义。有鉴于此，朱熹主张设“社仓”，以官粟为本，“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岁或不幸小饥，则驰半息，大俊则尽”。设立社仓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地主豪绅在灾荒时期用高利贷剥削农民，无疑是有惠于民的。此后，朱熹并在多处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一带），上任不久发生灾荒，朱熹上疏要求减免租税。同时，请求政府兴修长江石堤，一方面解决石堤失修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饥民，解决他们缺食问题，饥民称善。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时值土地兼并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阶级矛盾激化。为此，朱熹提出“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纳税。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经界”终于未能推行，朱熹愤怒不已，辞职离去，以示抗议。
　　
       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使之成为统治思想。但因理学初出，影响不深。同时，朱熹在官场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
　　
       1181年8月浙东饥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荐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途经杭州，入对七札，陈述时弊。到职后，微服下访，调查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弹劾了一批贪官以及大户豪右。他不徇私情，牵连攻击了王淮等人。于是，王淮指使人上书抨击理学，斥其为“伪学”，朱熹被解职加乡。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管理赣州（今赣县）、江州（今九江）一带地方的司法、刑狱、监察、农事等方面的事务。不久王淮罢去，理学一时得势，朱熹更是仕途顺利。几年后受宰相赵汝愚推荐，当上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刚即位不久的宁宗全面肯定了理学，称朱为“儒宗”，这反映了苟安江南的南宋企图以理学加强内部团结的希望。朱熹为宁宗进讲《大学》，每逢双日早晚进讲，但他借此机会对朝政多有批评，终于使宁宗不满，加以干预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
　　
       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赵汝愚受韩侂胄排挤被罢相位，韩势盛极一时。韩因朱熹曾参与赵汝愚攻击自己的活动，于是发动了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庆元二年叶翥上书，要求把道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涉程朱义理不取。监察御史沈继祖指控朱熹十罪，请斩。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终于在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可见他是如何矢志于树立自己的理学，然而生前终未如愿。
       著作有《朱子大全》,《童蒙须知》。



哲学思想


■理气论   
       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①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②理是事物的规律。③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一。“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分殊。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位的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是第二性。
■动静观   
       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气（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他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渐化积累，达到顿变。
■格物致知论   
      朱熹用《大学》“致知在格物”的命题，探讨认识领域中的理论问题。在认识来源问题上，朱熹既讲人生而有知的先验论，也不否认见闻之知。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即物才能穷其理。朱熹探讨了知行关系。他认为知先行后，行重知轻。从知识来源上说，知在先；从社会效果上看，知轻行重。而且知行互发，“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心性理欲论   
       在人性论上，朱熹发挥了张载和程颐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认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是专指理言，有至善的、完美无缺的；“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有善有不善，两者统一在人身上，缺一则“做人不得”。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有联系的，还有“道心、人心”的理论。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来便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发而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则为善。“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是指饥食渴饮之类。如是，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他认为“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既矛盾又联结，“道心”需要通过“人心”来安顿，“道心”与“人心”还有主从关系，“人心”须听命于“道心”。朱熹从心性说出发，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  。他以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朱熹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的欲望，反对佛教笼统地倡导无欲，他反对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
■美学思想   
       在朱熹的哲学体系中包含有对美与艺术的理论。他认为美是给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的善的统一。基于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内在道德的善相统一的观点，朱熹探讨了文与质、文与道的问题。认为文与质、文与道和谐统一才是完美的。朱熹还多次谈到乐的问题。他把乐与礼联系起来，贯穿了他把乐纳入礼以维护统治秩序的理学根本精神。朱熹对“文”、“道”关系的解决，在哲学思辨的深度上超过了前人。他对《诗经》与《楚辞》的研究，也经常表现出敏锐的审美洞察力。


影响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影响。朱熹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


朱子名言

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类别:教育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 类别:读书
自修则人不得以非理相加。 类别:修养
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过者，益友也；其诌媚轻薄，傲慢亵狎，导人为恶者，损友也。类别:友谊
守正直而佩仁义。宋·朱熹《宋名臣言行录》宋：操守。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类别:道德
涵养、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养为首，致知次之，力行又次之。类别:道德
朋友，以义合者。 类别:友谊
圣人所说底话，光明正大。宋·朱熹《朱子语类·易九》底：同“的”。类别:道德
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 类别:读书
思诚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为思诚之本。宋·朱熹《四书集注·孟子集注》以真诚为准则是自我修养的关键，弄清楚哪些是好的言行举动，又是坚持真诚的根本。类别:修养
自敬，则人敬之；自慢，则人慢之。 类别:修养
《大学》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基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宋·朱熹《四书集注·孟子序说》大学：书名。修身：修养自身品性。齐家：管理好家庭。治国：治理好所在的地区。平天下：使天下太平。正心：使心思端正。诚意：使意念真诚。类别:修养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 类别:时间
自修则人不得以非理相加。 类别:道德
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类别:读书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 类别:学习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类别:读书
人光明磊落便是好人。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七十四光明磊落：胸怀坦荡，正大光明。类别:道德
《大学》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基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宋·朱熹《四书集注·孟子序说》大学：书名。修身：修养自身品性。齐家：管理好家庭。治国：治理好所在的地区。平天下：使天下太平。正心：使心思端正。诚意：使意念真诚。类别:道德
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类别:修养
人之操履无若诚实。宋·朱熹《宋名臣言行录》操履：操守。诚实是人的最高品德。类别:道德
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 类别:学习
礼即理也。 类别:修养
自古圣贤，皆以心地为本。宋·朱熹《朱子全书·学二》圣贤：圣人贤人，古代指道德、学问都极为杰出的人。心地：佛教语。佛教以三界唯心，心如滋生万物的大地，能随缘生一切诸法，故称之。为人以心地高洁为最重要。类别:道德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类别:学习
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 类别:读书
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 类别:读书
涵养、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养为首，致知次之，力行又次之。类别:修养
思诚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为思诚之本。宋·朱熹《四书集注·孟子集注》以真诚为准则是自我修养的关键，弄清楚哪些是好的言行举动，又是坚持真诚的根本。类别:道德
学者须先立志。今日所以悠悠者，只是把学问不曾做一件事看，遇事则且胡乱恁地打过了，此只是志不立。类别:志向
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宋·朱熹《仁说》实行并保存真诚的心，这是人生美好的源头，行动美好的根本。类别:人生
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宋·朱熹《仁说》实行并保存真诚的心，这是人生美好的源头，行动美好的根本。类别:道德
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类别:道德


参考资料：
1.朱子文化
2.朱熹生http://www.pinghesy.com/data/2007/0328/article_146.htm
3.朱熹词集 http://www.shiandci.net/zhuox.htm
4.北京晚报
5.北京青年报
6.武夷山报

[ 本帖最后由 金麟子 于 2011-2-10 00:49 编辑 ]

金麟子

不过是选修课 最后还要考试的哈